蘇轍晚年的詩歌作品大多收集在他親自編定的《後集》和《三集》中，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關於蘇轍晚年詩歌中的理性表達探究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檢視。
蘇轍，字子由，一字同叔，自號潁濱遺老，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與父蘇洵、兄蘇軾並稱“三蘇”，“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蘇轍一生著作頗豐，“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宋史·蘇轍傳》)在文學史上，蘇轍最爲人所稱道的是其散文創作，其詩歌作品似乎很少受人關注。宋人胡仔的《沼溪漁隱叢話》收錄了包括蘇軾、黃庭堅、秦觀、張耒在內的諸多北宋名家的詩歌，唯獨沒有蘇轍的作品入選。後來的詩評家、各類詩歌選本也很少選錄蘇轍的詩歌。
原因何在?是蘇轍的詩歌創作不豐，抑或其作品不足爲道?其實在當時蘇轍就有一位知音———陸游，他對蘇轍的詩情有獨鍾，宋人周必大《跋蘇子由和劉貢父省上示座客詩》雲:“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門詩。”既然是“數勸”，可見在陸游眼中，蘇轍的詩是大有深意的。本文擬追尋陸放翁之意，對蘇轍晚年詩歌作品中的深廣憂思進行一番解讀。
蘇轍晚年的詩歌作品大多收集在他親自編定的《後集》和《三集》中，寫作時間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歸到政和二年(1112)去世，作品數量約三百餘首，其中田園題材的作品近半。這一方面與蘇轍的晚年隱居退耕生活有關，同時也反映了蘇轍的詩歌創作活動受到宋詩內容的日常生活化傾向的影響，只不過蘇轍晚年的詩歌題材將這一創作傾向發展到令人深思的境地———幽微曲折而有所指。宋人孫如聽在《蘇穎濱年表》中記錄:“轍居穎昌十三年。穎昌當往來之衝，轍杜門深居，著書以爲樂，謝絕賓客，絕口不談時事，意有所感，一寓於詩，人莫能窺其際。”由此可見，著書成爲晚年蘇轍的主要生活內容，蘇轍就生活在“夜雨獨傷神”的晚年筆耕的世界之中。表面上看，晚年的蘇轍終日默坐，著書寫詩，不與外人相見，而其內心卻溝壑萬千:他最真實的晚年內心世界其實就蘊藏在他曲折幽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詩歌創作中。走進蘇轍晚年的詩歌世界，讓我們聆聽一位曲高和寡的思想者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裏所發出的堅定沉着而又超邁卓然的心聲。
蘇轍的晚年光景可謂孤獨淒涼，身邊的至親好友都先他而去:他一生摯愛追隨的兄長蘇軾卒於北歸的第二年，即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好友兼師生的秦觀卒於元符三年(1100年);未曾謀面已成摯交的黃庭堅卒於崇寧四年(1105年)，正如其侄蘇過在《叔父生日》一詩中所云:“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後凋”，此時的蘇轍雖說多少有些曲高和寡，但卻是當時北宋文壇上屈指可數的大家:藝術上已臻於佳境，思想上漸趨成熟，加上他貫通經史的學養和半生士大夫的政治經歷，在飽看了宋徽宗與奸相蔡京聯手上演的一出出政治鬧劇，在經歷了那個荒唐而嚴酷的時代，作爲被嚴酷迫害的元祐黨人的他，內心世界會有怎樣的波瀾，他對社會的理性思索會有怎樣意味深長的表達?對於這一切，蘇轍在他的晚年詩歌世界裏作了幽微深刻而又卓爾不凡的理性表達。
一、理趣、事趣
蘇轍兄弟倆一生中常有“歸耕”之念，然而在晚年光景中真正將之付諸實踐的是蘇轍。隱居穎昌的約十年間裏，蘇轍似乎真正做起了農民，“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恥鋤耘”。在他的影響下，據說他的三個兒子也都“善治田”。晚年的蘇轍有關農事、田園主題的詩歌創作一下子多了起來，有關注氣候節氣的，如《春無雷》、《仲夏始雷》、《久雨》、《喜雨》、《小雪》、《十一月十三日雪》、《冬至雪》、《甲子日雨》、《苦雨》等;有議論農事的，如《殺麥》、《藏菜》、《秋稼》、《蠶麥》、《收蜜蜂》等;有記錄田家生活的，如《索居三首》、《初得南園》、《泉城田舍》等，蘇子由沉靜好思、理智深刻，加之一生歷經仕宦，他的農事、田園題材的詩歌作品比之前人創作，有着宋型文化特有的士大夫情懷，這使得他的此類作品突破了以往田園、農事題材的創作範疇，將農家嘆的內容和對此所進行的政治剖析和理性思考寫進自己的詩中，將田園詩、農事詩的創作提升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並以其鮮明的理性特徵直接影響了南宋范成大的田園詩創作。
十一月十三日雪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
我田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爲虐。
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尚可省鹽酪。
飛蝗昨過野，遺種遍陂濼。春陽百日至，鬧若蠶生箔。
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
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聞雪腳。
清人史震林《華陽散稿·序》雲:“詩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着，生氣與靈機也。”作爲文學家兼思想家的蘇轍的詩歌作品，就是在理趣與事趣中追求自己的藝術風格，具有典型的宋型文化的特徵，這實際上是宋代士人的政治訴求在文學觀念上的體現。這首詩作於崇寧元年，這一年正是徽宗朝新舊兩黨相持的格局被打破，新黨重新戰勝舊黨之時:徽宗起用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接着焚燬元祐法，恢復新法，確定“邵述路線”，開始了無休止的黨派紛爭。也就在這一年，全國多地發生蝗災、旱災，據《宋詩·徽宗紀》載:“是歲京畿、京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興化軍旱。”蘇轍的這首詩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實情。此時的朝廷正忙於黨派路線之爭，對舊黨人物及其新黨中的異己實現大規模整肅，立“元祐黨碑”，毀禁三蘇及其弟子的文集，甚至牽連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無休止的黨派紛爭，使得士人間正常平和的人際關係驟然緊張，破壞了以往派系間的大致平衡;而這種制衡關係，本是趙宋的祖宗之法所着意維持的”，因此朝廷根本無暇顧及各地的災情，對於民間的請願基本不予理睬。蘇轍爲人謹慎持重，政治見解周到而不乏主見，他清醒地認識到時局的嚴酷和朝廷的不仁，“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閉糴”，指將轄區內的多餘糧食統一收購起來，以防鄰近災區的難民來“逐熟”，必要時還可以囤積居奇，高價賣出以增加收入。詩中蘇轍以一個士大夫政治家的眼光，一針見血地揭示出朝廷的不仁。
對於這樣不作爲的朝廷，他已不抱任何希望，只能寄希望於老天的慈悲:“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竟然老天開眼，降下瑞雪，將蝗蟲遺卵打入土中，並隨着雪水融化流入河中果腹魚肚。“美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蘇轍此時的“興高采烈”，無疑是對徽宗朝無比失望下的譴責與諷刺，同時也是對黎民百姓的命運發自內心的同情與擔憂，由於詩人士大夫的身份，使得詩歌的內容向義理的縱深處開展。看似瑣屑的題材卻表現以深刻的見解和藝術的形式，蘇轍的作品正是在敘事和說理中達到一個兼具藝術特色的理性高度。
據史料記載，蘇轍紹聖初年因上書諫事被貶，“築室於許(今河南許昌)，號‘遺老齋’，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宋史·蘇轍傳》)，直至故去。蘇轍此舉看似棄絕外界，實則是爲自己開啓了一個新的生命空間:默坐不是封閉，而是澄明淡遠的無限精神世界的敞開。終日靜默的蘇轍並非不問政事，他的內心一刻也不曾遠離政治，“‘以天下爲己任’可以視爲宋代‘士’的一種集體意識，並不是極少數理想特別高遠的士大夫所獨有;他也表現在不同層次與方式上。”
正如他自己所言:“閒中未斷生靈念”(《小雪》)。安貧樂道的蘇轍在他的詩歌世界，以自己的方式來體認他的生命價值。劉攽《中山詩話》雲:“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蘇轍詩歌創作歷來風格清淡、格律工細，看似平易，實則蘊藏深“意”，對日常生活的細緻描述其實正是其成熟詩風的表現。退隱後的蘇轍在他的詩歌作品中依然表現出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蘊涵着對當時社會政治透闢的見解和深度的理性思考，超越了傳統農事詩題材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這正是蘇轍此類農事詩的意義所在。
與白居易的新樂府相比，在抨擊政治的尖銳性上，白居易並不遜色，但從詩歌內容上來說，蘇轍此類的'詩歌是他晚年實際生活的真實體驗，字裏行間蘊含着詩人對田園、對農民十分真淳的感情，“旱久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九地來，顛風三日發。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爲節”(《冬至雪》);“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牆。覆壓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糧詎能久，歲晚憂糟糠。天災非妄行，人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造禍未有害，無辜輒先傷。簞瓢吾何憂，作詩熱中腸”(《苦雨》);或同情、或憂憤、或擔心、或沉痛、或無奈、或心酸、或諷戒，因此其作品更具藝術感染力。
正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所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晚年的蘇轍仍在以自己的詩歌創作踐行着他的政治氣節和“與君同治”的政治理想。
二、個體生命的內在超越
然而蘇轍晚年詩歌創作的意義遠不僅如此。蘇轍一生學術著作頗豐，有《春秋集解》、《詩集傳》、《古史》、《老子解》、《孟子解》等著作傳世，這些作品也大多完成於晚年閒居之時。正如作者自己所謂，這些著作頗能“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事實上，蘇轍不論是學術著作還是文學作品，皆以“求道”爲最高境界。正如上述所引《十一月十三日雪》一樣，蘇轍晚年詩歌作品還有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地方，那就是常常在題目中標註年月日以及各種節氣，如《冬至雪》、《立秋偶作六月二十三日》、《仲夏始雷》、《春盡三月二十三日立夏》、《立冬聞雷九月二十九日》、《還潁川甲申正月五日》等等，這樣的標註在他的詩集中比比兼是，顯然這是作者有意而爲之。蘇轍曾著《春秋集解》十二卷，這時的詩歌創作似乎也是在模仿《春秋》以年月日系事的體例，將自己晚年的每一次重要經歷以及思想變化的重要階段，均以史的形式呈現於世人面前，“就是詩的世界的展開過程與生命延續過程的高度一致性。”
不論是對風、雷、雨、雪、霜、星、月等自然現象的靜觀默察或春秋筆法，還是有關居室、庭院、鬆、柏、竹、蘭等平居生活的寫照或內心世界的隱喻，蘇轍將自己晚年的日常生活和真實的內心世界在詩歌裏進行了較爲全面的立體化呈現，以此來營造他的詩世界，體現了所屬時代的文化精英勇於擔當的社會良知與寵辱不驚的精神風範。
對政治氣節的崇尚和對理想人格的塑造，仍然是晚年蘇轍的人生追求，但除此之外，蘇轍還在思考着比政治更具終極意義的人生價值。
遺老齋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
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將名字與人知。
往還但許鄰家父，問訊才通說法師。
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爲誰。
待月軒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
圓滿定從何處得，清明許與衆人同。
憐渠生死未能免，顧我盈虧略己通。
夜久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
藏書室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
插架都將付諸子，閉關猶得養衰翁。
案頭螢火從乾死，窗裏飛蠅久未通。
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
《遺老齋》作於大觀元年(1107)遺老齋初成之時，另蘇轍還有《遺老齋記》，以敘其志。蘇轍爲官時，剛直耿介，與世俗多有違背，也不合自己的人生適意的原則，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退居遺老齋可以算作得其所哉。但‘遺老’二字，凝聚着蘇轍的一生苦澀，可以作兩面觀:一是被遺忘的老人，二是以遺忘表示出的心如止水的絕望。”
蘇轍晚年苦心經營他的“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就是要爲自己的心靈找一個安頓的地方，“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用蘇轍自己的話說，就是“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蘇轍《遺老齋記》)，此時的蘇轍就是要以恬然自適的虛靜心境，觀世間百態，品人生意味，傳名士風流。
“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將名字與人知”，悲觀、酸楚的情緒卻出之以平和、淡然的口氣，“往還但許鄰家父，問訊才通說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爲誰”，沒有傾訴、沒有怨尤，平實淳樸、情理交融，感慨悽然中透露出的是蘇轍內心的沉着與深厚，實乃“悱惻而不亂”的典範。
“待月軒”、“藏書室”也是其晚年修養之地，身處其間的作者正是在靜觀默察中展開對人生的感慨與思考。“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詩境簡潔明快卻又豐盈秀澈，“圓滿定從何處得，清明許與衆人同。憐渠生死未能免，顧我盈虧略己通”，結合蘇轍的《待月軒記》，可知整首詩表現出了蘇轍這位文學家、政治家在歷經人生坎坷後對儒家經典命題“性命”之說的探索與思考。蘇轍認爲“性”是不變的，發生變化的是“性”所寄託的“身體”，這就如同日與月的關係，人應該如月亮一樣，雖有陰晴圓缺，但也要盡人事而順天命。《藏書室》則是蘇轍以謙虛的態度來委婉地總結自己一生堅持讀書之道，“插架都將付諸子，閉關猶得養衰翁”，且將客觀清寂的治學家風傳於後輩;“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問心無愧、淡泊超然，了無半點功利之心，自是令人傾服。
退隱之後的蘇轍並不想做超然出世的達者，對於他所處的時代，始終不能漠然忘懷。“一時用舍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感秋扇》);“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瘳非即死”(《林筍復生》)，“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巷風”(《初得南園》)，這裏蘇轍表明的是:用舍窮達與人生價值的實現無關，“‘內聖’不是‘外王’的準備階段，而是其本身就是人生終極價值的實現。學而優並不爲仕，爲的是個體生命的內在超越。”
蘇轍的思想體系是以儒家爲主，同時又會通三教。“就儒家學術的內在邏輯來說，如果‘外王’之路不通，人們自然要在‘內聖’之途尋找出路了。”
晚年的蘇轍始終隨緣自適、曠達樂觀，立功不成，則努力立德、立言，在困境中仍孜孜不倦地思考着歷史、感悟着人生、經歷着王朝的盛衰、尋找着生命的價值，展現着個體生命的內在超越:用舍窮達無關乎人生價值的實現，“進亦憂，退亦憂”，“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蘇轍《東軒記》)。“北宋士大夫心態從‘先憂後樂’到‘簞食瓢飲’的內在轉向，在蘇轍的身上表現得極爲典型”。
“對於偉大的文學家，如果我們放棄其思想學術而不顧，甚至拋棄其學術著作而不理，那簡直就等於是舍其黃鐘大呂而沉溺於裏曲小調了。小調雖美，卻非大雅正音，更非天地正氣。以爲這樣能真正把握作家的藝術造詣和思想內涵，無異於捨本逐末、緣木求魚矣。”
對於蘇轍這樣的學術著作頗豐的文學家，對他的文學作品進行鑑賞時，必須要“文”“理”結合，否則就是如入寶山而空手歸了。
蘇軾在《答張文潛書》中曾這樣評價蘇轍:“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子瞻實爲子由知音也。蘇轍晚年詩歌作品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其縝密超邁的理性精神以及獨有的哲學思辨色彩，賦予他的創作以高明深邃的思想和堅定沉着的主體精神;而其義理兼融、法度雍容、雅健秀澈的文風更足以垂範後世。
唐朝詩人李商隱詩云:“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這詩句似乎很合晚年蘇轍的處境和心境，只是這簞瓢自樂的“枯荷”所發出的堅定、執着的心聲，給後世樹立了爲人、爲文的不朽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