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玄是一位由魏入晉的傑出的文學家。爲了西晉的社稷前途，傅玄苦苦堅守獨特的君子人格和精神走向，這在奉明哲保身爲立身之道的西晉是難能可貴的。深入探討傅玄的人格精神，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其文學思想和藝術風格之所以獨特的原因，也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把握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理論從自覺到成熟的發展軌跡。
關鍵詞：傅玄 精神走向 君子人格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人，魏晉之際傑出的文學家。傅玄出生時，以王粲爲代表的大批建安俊傑之士“一時俱逝”，“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壇已漸趨黯淡。傅玄去世時，雖距太康元年(280年)尚有兩年，但建安文學時期和太康文學時期作爲魏晉文學發展的兩次高峯，中間跨越了半個世紀的時空，而傅玄恰恰就生活在這半個世紀中，成爲關聯建安末期和太康前期的一根紐帶。對其人格精神作深入細緻的考察，有助於我們瞭解其文學思想和藝術風格之所以呈現獨特面貌的原因，也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把握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理論從自覺到成熟的發展軌跡。傅玄的人格精神，主要是指其在日常生活和爲人處世中表現出來的精神品格。透過對有關史料的歸納，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剛勁亮直，有褊狹之氣
傅玄剛勁亮直的性格在魏晉作家中是比較少見的。《晉書》本傳曰：“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又曰：“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這種剛直、峻急的天性賦予了傅玄兩方面的人格特色：一方面，不畏強權，敢於直言，且具有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精神。另一方面，傅玄帶有一種褊狹之氣，急躁之中難免有失大體。
曹魏正始時期，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揚不穆等浮華之徒爲腹心，傅玄爲了西晉的社稷前途毫無顧忌地對以何晏爲代表的浮華之徒進行批判，導致“晏、鄧揚不穆，晏等每欲害之”。傅玄這種不畏強權的堅挺人格在整個西晉一朝都是難能可貴的，傅玄也因此頗受讚譽。
《晉書》本傳載，傅玄“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傅玄身居諫官之職，常常忤逆聖意，直言上書，對於傅玄的直言敢諫，晉武帝曾給予肯定和鼓勵。傅玄不但上書直言進諫，在平時與共事同僚的政事討論中也是直言力爭，以至於因此而免官。如史載“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喧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1]。皇甫陶是傅玄力薦而得官的'，但是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即便是親自舉薦的官員，當政見不一致時，傅玄也將剛直的性格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一“罵座”事件也成了後人評價爲傅玄人格的一個瑕疵。《文心雕龍・程器》論傅玄“剛隘而詈臺”“文士之瑕累”[2]，譏議罵座事件。《顏氏家訓・文章篇》中曰“傅玄忿鬥而免官”[3]，對傅玄褊狹而氣盛提出批評。清代王士貞的《藝苑卮言》也以此作爲典型事例來證明自古文人多有“瑕累”與“玷缺”[4]。
《晉書》本傳中史官對傅玄剛勁亮直個性評價更爲公允：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強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5]。
史臣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傅玄這一精神品質進行了評價，既褒揚之，又貶抑之，評價客觀、公允。其實，剛直之士往往有難容於世的弱點。諍臣與褊狹、忠直與乖戾組成了一個整體，反映出直臣傅玄的真實風貌，一方面修煉身心，一心向善，另一方面性如烈火，剛正不阿，這兩方面在傅玄身上得到了矛盾的統一，構成了他獨特的人格精神。
二、尊儒尚學，致力教化
傅玄身上更多體現出正統儒者的人格。傅玄按照儒家的修身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儒家重“禮”、“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爲政》)荀子道：“禮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傅玄正是按照儒家的教義來“修德”、“正心”、“正己”、“立信”的。他在《劍銘》(並序)說道：“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杖銘》中告誡曰：“杖正杖貞，身正心安，不安則傾。”爲自我提醒。《棟銘》則曰：“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傅玄重道德和儒家的修身養性同出一轍。程曉在《贈傅休奕詩》中贊他：“煢煢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餚不掩俎。”這些作品和他人評價都從不同的方面表現了傅玄對儒家個人修爲的提倡和嚴格履行。
魏晉之際，玄學風行，儒家綱常禮教受到嚴重衝擊。傅玄一則從力挽世風的角度出發，再則從如何有效地維繫司馬氏新建政權秩序的層面考慮，認爲在教化臣民方面，崇儒興教應作爲首選良策。關於尊儒貴學方面的建議，傅玄奏疏中多有提及。泰始初年，武帝初登皇位，傅玄從維護司馬氏新政權和統治秩序出發，上疏進諫，提出用傳統的儒家教義來剋制“虛無放誕之風”，否則，“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同時還提出將“清遠有禮”作爲選用人才的標準。此上疏受到武帝的肯定：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傅玄受此鼓舞，後就職官的任用上傅玄又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即“尊儒貴學，貴農賤商”，認爲把儒學作爲西晉王朝的統治思想，就爲西晉前幾十年安定奠定了大前提，也將傅玄“兼濟天下”之心和“聖人憂代念羣生”的“悲憫”情懷充分表現了出來。
三、重視賢才，獎掖後學
傅玄生逢亂世，深感經國濟世賢才的重要意義，強調“興國家者，莫貴乎人”，認爲人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是國之興旺的重要保障。傅玄曰：“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他遠舉傅說、呂尚、伊尹、韓信，近舉郭嘉、諸葛亮等賢才的事蹟，來說明人才對於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進而主張廣開渠道招賢納才。爲此，傅玄具體分析了當時社會條件下所需人才的類型、用途和衡量標準：
凡品纔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御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辯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6]。 傅玄所列九才，各有所專，各有所長。認爲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各行各業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每一行業都需要專業人才作爲推動行業經濟發展的保障。並且“才”應該施之以事，驗之以事，“品才”而任，以發揮各自的專長，不應該懸空立論，脫離實際。所以，傅玄在九品之才中，給自古就受輕視，即便司職其事也諱以其才相稱的農、工、商各留了一席之位，這在當時的歷史時期，顯得極不尋常。傅玄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農才”“工才”“商才”的概念，並將其納入到了人才培養的行列，建議統治階級應一視同仁，等量齊觀，充分調動各類專業人才的智慧和力量。傅玄這種積極、進步的人才觀，在以傳統思想爲主導的封建社會實屬難得。在漢魏時期，人才需要經過舉薦纔可得到，傅玄指出：“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途塞而良材屈。”廣開渠道，才能得到賢才，人人自用，則“是代大匠斫也。羣臣易位,勞神之道也。”。傅玄還強調薦人者要有“至平之心”，“正身而壹其聽”，才能爲國家舉薦真正的賢才。廣開渠道招賢納才的主張，傅玄沒有僅僅停留在反覆的提倡和論說中，而是真正做到了身體力行，對於後進士人往往不遺餘力地積極提攜。據史料記載傅玄推薦張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傅玄在《傅子》中還專爲當時著名的巧匠馬鈞作《馬先生傳》。對於地位低下的工匠之士馬鈞的發明，時人皆斥之爲機巧之術，不予以重視。但傅玄卻偏偏爲其作傳，慨嘆其纔不用於世，表現出了超卓的見識和獨立的人格。傅玄稱讚馬鈞是堪與中國歷史上的公輸班、墨翟、張衡等人相媲美的“名巧”，“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肯定了馬鈞堪稱奇蹟的發明創造在科技史上的貢獻，同時爲馬鈞鳴不平，指出像馬鈞這樣懷有富民之巧的工才，卻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尊敬。傅玄由馬鈞的遭遇還提出人盡其才的主張，反映了重視科技進步的社會發展觀和人才觀。“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十分難得的，在中國古代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傅玄對於人才的重視和獎掖，既是對晚輩的鼓勵和褒揚，又是儒家“兼濟天下”的表現，裏面滲透着一位儒者對國家社稷的關心。
參考文獻：
[1][唐]房玄齡，等撰.晉書[M].(中華書局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
[2][樑]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註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鬱沅，張明高，編撰.魏晉南北朝文論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明]王士貞，著.羅仲鼎校注[M].山東：齊魯書社，1992.
[5][唐]房玄齡，等撰.晉書[M].(中華書局校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
[6]嚴可均校輯.全晉文[M].卷四九.北京：中華書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