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之地位

理學之地位 理學者，世以名宋元明之新儒學，其中程朱一派，後人認爲宋學之正統者也。正統之右不一家，而永嘉之派最露文華，正統之左不一人，而陸王之派最能名世。陸王之派，世所謂心學也，其前則有上蔡，淵源程門，其後則有泰州龍溪，肆爲狂蕩，公認爲野禪矣。程朱深談性理，以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戴震譏詞）然其立說實爲內外二本，其教則兼“尊德性”與“道問學”，尤以後者爲重，故心學對朱氏備致不滿之詞，王文成竟以朱子爲其學問才氣著作所累，復妄造朱子晚年悔悟之說（見《傳習錄》）。

然則清代漢學家自戴震以降攻擊理學者，其最大對象應爲心學，不應爲程朱。然戴氏之捨去陸王力詆程朱則亦有故。王學在明亡後已爲世人所共厭棄，程朱之學在新朝仍爲官學之正宗，王學雖與清代漢學家義極端相反，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論，朱學雖在兩端之間，既爲一時上下所宗，故辯難之對象在於此也。雖然，理學心學果於周漢儒學中無所本源，如戴氏所說者歟？

凡言德義事理自內發者，皆心學之一式也。今如尋繹自《孟子》迨《易系》《樂記》《中庸》諸書之說，則知心學之原，上溯孟氏，而《樂記》《中庸》之陳義亦無可能。

夫性理之學，爲得爲失，非本文所論，然戴氏既斥程朱矣，孟子以及《易系》《樂記》《中庸》之作者，又豈能免乎？如必求其“罪人斯得”，則“作俑”者孟子耳。有孟子，而後有《樂記》《中庸》之內本論，有《樂記》《中庸》之內本論，而後有李翱、有陸王、有二程，雖或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其爲一線上之發展則無疑也。孟子以爲“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以爲“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則存，舍則亡，凡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以爲“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以爲“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凡此類者不悉引）凡此皆明言仁義自內而發，天理自心而出，以染外而淪落，不以務外而進德，其純然爲心學，陸王比之差近，雖高談性理之程朱猶不及此，程叔子以爲孟子不可學者此也。戴氏名其書曰《孟子字義疏證》，乃無一語涉及《孟子》字義，復全將《孟子》之思想史上地位認錯，所攻擊者，正是《孟子》之傳，猶去《孟子》之泰甚者也，不亦慎乎？

設爲程朱性氣之論尋其本根，不可不先探漢儒學之源。自孟子創心學之宗，漢儒不能不受其影響，今以書缺有間，蹤跡難詳，然其綱略猶可證也。《樂記》雲，（按《樂記》爲漢儒之作，可以其抄襲《荀子》諸書爲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

夫理者，以其本義言之，固所謂“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條理”也。（參看《孟子字義疏證》第一條）然表德之詞皆起於表質，抽象之詞皆原於具體，以語學之則律論之，不能因理字有此實義遂不能更爲玄義。（玄字之本義亦爲細微，然《老子》書中之玄字，則不能但以細微爲訓。）既曰天理，且對人慾爲言，則其必爲抽象之訓，而超於分理條理之訓矣。必爲“以爲如有物焉”，而非但謂散在萬物之別異矣。故程朱之用理字，與《樂記》相較，雖詞有繁簡，義無殊也。（鄭氏注“天理”雲，“理猶性也”，康成漢儒戴氏所淑，亦未以理爲“分理”也）夫曰不能反躬則天理滅，明天理之在內也。

以爲人生而靜天之性，人化物者滅天理、明義理之皆具於心，而非可散在外物中求之者也。《樂記》所言，明明以天理屬之內，亦以修道之功夫（所謂反躬）屬之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