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天道篇》中有一個桓公與輪扁的故事。故事說，有一天桓公在堂上讀書，工匠輪扁在堂下斫車輪。輪扁看見桓公讀得津津有味，十分投入，就放下錐鑿走上前來，問桓公讀得是什麼書，爲何如此入迷？桓公答曰，讀的是聖人之言。輪扁又問，聖人還在嗎？桓公回答，聖人已死。聽到這話，輪扁就說，主公，非也，你讀到的充其量不過是古人的糟粕罷了。桓公聽罷大怒，定要輪扁給一說法。於是，莊子就借輪扁之口，說出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印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子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莊子的這一故事涉及到現代哲學解釋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即關於我們所要理解和解釋的文字的書寫，言談及意義之間的關係問題。在桓公看來，文字的真實意義並不隨着聖人的死亡而消失。它透過聖人的言談、書寫儲存下來，流傳開去。今天我們理解聖人典籍的本義，就是要透過聆聽聖人之言，閱讀聖人之書來達到。換句話說，流傳至今的聖人之言，聖人之書與作品本義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這些聖人之言和聖人之書乃是我們今天通向作品本義的唯一可靠橋樑。與桓公的這一立場相左，輪扁用他幾十年斫車輪的經驗說明，一個文字的真實意義並不能毫無妨礙地透過作者的言談和書寫儲存下來，流傳開去。作者之言、作者之書非但不能成爲判斷作品原義的最後根據，相反，它們往往成爲阻礙我們達到文字的真實意義的屏障。
應當指出，儘管桓公與輪扁在關於語言在理解過程中的作用，在關於文字的書寫、言談及意義之間的關係問題上答案截然不同，他們所持的根本哲學立場可能卻相差不遠。例如，桓公似乎也認定每一文字都有一真實固定的意義，或許甚至並不反對輪扁關於這一意義可透過作者的“得之於手而印於心”的途徑去達到的說法。他們之間的區別與爭論僅僅在於認爲這一意義是否以及如何“能言”，或者說，只在於認爲這一意義能否以及如何透過語言被他人理解和傳達。所以，從現代解釋學的觀點來看，莊子及其後學在這裏儘管涉及到了解釋學的根本問題，但他們對問題的理解和解決則似乎太過於簡單和偏頗。
那末，真的存在着獨立、客觀的文字意義嗎？在現代解釋學哲學家的眼裏，一個作品（文字）的“客觀”意義與讀者的“主觀”理解和解釋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係？作者、作品（文字）、讀者間由於語言（無論是書面語言還是口頭語言）、歷史、文化、地域而產生的間距究竟是理解和解釋的障礙還是理解和解釋得以可能的條件？文字解釋能達到“真理”嗎？如果能，那麼這種“真理”在什麼意義上爲“真”？本文以下將重點透過討論法國現代解釋學哲學家利科關於文字與解釋的思想，以期能對上述諸問題的回答找到某些啓示和線索。
二、文字、言談和書寫
在“解釋學的任務”一文中，利科將解釋學初步定義爲“關於與‘文字’的解釋相關聯的理解程序的理論”。作爲當代解釋學哲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德國哲學家加達默爾也說解釋學是從“對文字的理解藝術”開端。由此可見，解釋學的任務就在於對文字的理解和解釋。
那麼，什麼是解釋學意義上的“文字”呢？利科首先說：“文字是透過書寫固定下來的言談”。關於對這一說法的傳統解釋,利科的討論依據的是十九世紀瑞士著名的語言學家和結構主義哲學的先驅索緒爾關於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的區分。在索緒爾看來，所有的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應當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語言的結構部分，它是普遍的、社會的、共時性的和不依賴於具體個人的，另一方面是言語的行爲部分，它是具體的、各別的、歷時性的和異質性的。在我們的語言生成和發展過程中，這兩個方面“是緊密相連而且互爲前提的：要言語行爲爲人所理解，併產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須有語言結構；但是要使語言結構能夠成立，也必須有言語行爲。”在語言結構與言語行爲區分的基礎上，索緒爾定位書寫文字的地位。索緒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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