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所有的學科中，最接近人之爲人的核心——自由。而一種美學的進步，也往往與對於自由之爲自由的理解的進一步的深入密切相關。生命美學的出現也恰恰與對於自由之爲自由的理解的進一步的深入密切相關。;
在《詩與思的對話》（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９７年版）中，我已經指出：人類生命活動面對的根本問題是自由的實現，然而，自由的實現又可以分爲自由的基礎、手段（前提）的實現與自由的目的（內涵）的實現。因此，人類生命活動也相應地分解爲實踐活動、理論活動與活動來與之相對應。也因此，對自由之爲自由的理解也就包含着兩個必不可少的層面：其一，自由意味着什麼？其二，自由的基礎、手段尤其是自由的目的意味着什麼？準確解這樣兩個必不可少的層面，對於美學來說，無疑至關重要。而在此之前美學的失誤以及生命美學的應運而生，也都顯然與對於這樣兩個必不可少的層面的準確理解有着最爲直接的關係。;
就第一個層面而言，要回答的是：自由意味着什麼？對此的回答，可謂多種多樣，不過其中又大致可以分爲兩類。其一是片面地從自由的必然性、客觀性的角度去回答，其二是片面地從主觀性、超越性的角度去回答。就第二個層面而言，要回答的是：自由的基礎、手段尤其是自由的目的意味着什麼？對此的回答，卻又幾乎是一片空白。顯然，如何理解這樣兩個必不可少的層面，對於美學而言是極爲重要的。而在此之前美學的失誤恰恰在於，在上述第一個層面，我們作出的只是片面的回答；在第二個層面，我們又根本沒有作出任何回答。結果，在回答何謂自由之時，我們往往片面地把自由與主觀性、超越性或者必然性、客觀性等同起來，在回答自由與審美活動的關係時，我們又往往把審美活動的實現與自由的實現完全對應起來。例如，西方傳統美學與中國美學就往往片面地把自由與必然性、客觀性等同起來，中國傳統美學與西方現當代美學則往往片面地把自由與主觀性、超越性等同起來。毋庸諱言，一切的失誤都是緣此而生。;
我們的思考不妨就從對於自由的理解的第一個層面開始。;
自由意味着什麼？在西方傳統美學與中國現當代美學看來，自由就是對於客觀的必然性的認識、把握，例如，實踐美學的代表人物李澤厚就認爲：“從主體性實踐看，自由是由於對必然的支配使人具有普遍形式的力量。”“符合或掌握了客觀規律”就意味着自由（1）。在中國傳統美學與西方現當代美學，自由則根本與客觀的必然性無關，它意味着人之爲人的主觀超越本性，例如，中國的所宣稱的“逍遙”就意味着這樣對於一種人之爲人的主觀超越本性的強調。遺憾的是，不論前者亦或後者，都失之於片面。;
在我看來，關於自由的兩種不同理解，是以在人類生命活動中普遍存在着的決定性與非決定性的抽象對立爲基礎的，也深刻地淵源於人類關於在人類生命活動中普遍存在着的決定性與非決定性的思考。一般而言，在關於決定性的思考中發展了人類關於自由的基礎、手段的看法，在關於非決定性的思考中發展了人類關於自由的目的的看法。;
具體來說，在文明之初，在一個簡單的尚未獲得充分發展的封閉社會、線性系統之中，決定性往往會更多地被予以關注，也往往會被更多地予以強調。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邏各斯”，應該說是對於決定性的最早的認識。在此之後，霍布斯、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伏爾泰、拉美特利、霍爾巴赫、孟德斯鳩、愛爾維修、拉普拉斯等西方的思想家所強調的，仍舊是決定性的一面以及對於必然性的把握。例如萊布尼茨就認爲：“沒有任何事物發生時不具備充足理由”，拉美特利也形象地宣佈：“人是機器”，拉普拉斯式乾脆推出著名的所謂宇宙公式，認爲只要給初始條件和臨界條件插入整套的特定數值，就可以得到一本世界曆書。這個拉普拉斯式的全知精靈使得人類的命運都過去到未來都一覽無餘。於是，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一切都是確定的，一切也都是被決定的，一切還都是可以預測、可以重複的。;
的看，人類關於決定性的思考也並非一無是處。它意味着人類尋找決定性的一種努力。何況，發現了決定性，無論如何都應該說是人類理性的功勞。而在一個簡單的尚未獲得充分發展的封閉社會、線性系統之中，對於決定性的強調更有其重大意義。因爲身處其中，只有馴順服從纔是唯一可能的態度，這樣，人類就必須透過對於決定性的把握，找到一個無源之水、無本之本，才能確定自己的行爲的合理性，也纔會有安全感、信任感。換言之，身處其中，人類必須以這樣一種假定作爲基礎：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否則，就一天都過不下去。這正如法國家萊維－布魯爾所說：“這種智慧的安全感是如此深地紮根於我們之中，以致我們從來也看不到它怎麼可能被動搖。即使我們假設我們可能觀察到某種看上去十分神祕的現象，我們也還是繼續相信我們的無知只不過是暫時的，這現象肯定服從因果關係的總規律，這現象發生的原因遲早會被確定。我們周圍的自然界是有序的和有理性的，恰如人類的思維一樣。我們每天的活動便隱含着對自然規律普適性的完全信賴。”（2）;
不過，這一關於決定性的思考顯然也有其失誤之處。它所造就的，是一種鐵的必然性，一種一對一的自由（所以說，實際上是不自由）。一切都在必然性的因果鏈控制之中，人類對於一切都無法控制，然而也正是因此，既然人類對於一切都無法控制，所以人類所做的一切也就毫無意義。發現了決定性的一面，當然是人類理性的一大功勞，但是其結果卻反而證明了理性的毫無貢獻。因爲決定性的無處不在與決定性的無處可在，都是人類所無法忍受的。就更不要說，對於決定性的馴從，使得生活變得索然無味，不要說人類爲之承受着種種的重負，不可或缺的精神自由也被洗掠一空。;
在關於決定性的思考中發展人類關於自由的基礎、手段的看法，有其特定的思維特徵與思維方式。就前者來看，往往與空間地看問題有關。以希臘思想爲例，它以原子作爲物質的“始原”。這原子的存在就是空間的，因此也是自足的、有限的、三維的、中斷的。而時間則往往是這一思維特徵的致命剋星，所以在其中並不存在時間的位置，相反卻到處可見對於時間的否定、方向的否定。芝諾悖論之所以會對希臘思想造成一次震撼，原因在此。希臘思想之所以最恐懼“無限”，西方之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中都一直沒有能夠跨越“無限”這一高峯（以微積分爲標誌），甚至一直都沒有想象到“無限”的存在，原因也在此。而西方的一直就只接受有理數，卻堅決拒絕無理數，以致於西方的最早的三次數學危機竟然都是源於對於有理數的挑戰（一次是無理數的發現，一次是無窮小的發現，還有一次是集合論悖論的發現），原因還是在此。而這種空間地看問題的特徵必然使得人們去刻意尋找一種空間的東西以尋求世界的統一，諸如水、原子、物質，直到上帝。甚至，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人們還不得不求助於“邏各斯”、推理、演繹、理論體系，從而把對象變成一幅封閉、靜止的圖象，結果，思維不再是針對對象，而是針對自身。空間地看問題，看到的不是對象是什麼，而是當自己看對象之時，對象可能會是什麼。這樣，變化萬千的大千世界就會悄然隱去，被規律、本質、必然等公理所取代。在關於決定性的思考中發展了人類關於自由的基礎、手段的看法，也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