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諾斯；制度變遷；建構理性主義；演化
Abstract:Since the 1990s, North’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tended to shift from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to ecological rationalism. A study of the evolut ion of North’s change theory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and the related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cannot accommodate some important realistic fact ors like ideology, nor can it provid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institutio nal diversity or the long evolution. These turned out to be the basic reason for North to shift his theory, which may imply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ecological r ationality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Key words:North；institution change；constructionist rationa lism；ecological rationalism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所著的《制度、 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不僅是對其早期制度研究的總結，更加強了對個體認知心理和行 爲的分析，引入了學習機制來說明制度演化過程，標誌着諾斯的制度變遷分析理路出現了明 顯的理論轉向，即開始出離“制度建構主義”逐漸轉向“制度演化”理路，開始重點考察認 知、學習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係。本文認爲，諾斯的這一理論轉向不僅取決於諾斯個人研究 興趣的轉移，在很大程度上還預示了制度和制度變遷研究的 未來。因此，本文試圖在回顧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發展過程的基礎上，發現其中的內在邏輯及 理論轉向的原因，進而明確這種轉向對制度研究甚至經濟學的深遠意義和影響。
一、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演變過程
哈耶克區分了建構理性主義和演進理性主義［1］，這兩種理性主義投射到制度領域 ，對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觀。作爲一種考察人類行爲的哲學觀，建構理性主義與演進理 性主義的分歧甚至可追溯到古希臘巴門尼德的理性主義和赫拉克立特的經驗主義之間的分歧 。肇端於古希臘、羅馬人本主義的建構理性主義認爲，人生而具有智識和道德稟賦，人的理 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能夠省掉抽象而完全掌握“具體”的和所有的特定細節，進而實在 地掌握“社會過程”。因此，人們可以憑藉其理性，透過契約的形式來建構社會制度、經濟 秩序、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對社會做精心規劃，並儘可能地抑制乃至剷除一切非理性現象 。
相對而言，演進理性主義更多地與承認上帝萬能的基督教精神和蘇格蘭經驗主義傳統相聯繫 ，認爲個人理性是十分有限和不完全的，在人類事務中所起的作用相當小，道德、語言、法 律等各種社會實在，並非人類智慧預先設計的產物，而是以累積的方式進化而來的。換言之 ，演化理性主義者認爲，社會經濟系統發生於文化和生物的不斷進化，無論人們的行動原則 、標準、傳統還是道德規範的形成，都遵從自然的、內生的演化過程，因而制度是不能截然 分開的，只有從人類整體文明演進的角度才能理解人類社會及其制度。因此，演進理性 主義在解釋制度內涵時對文化層面的社會價值觀給予了極大關注，強調觀念對人的行爲的引 導作用。
本文認爲，根據哈耶克對理性類型的劃分，以1990年《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的 出版爲分界線，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理路和重點可大致分爲以下兩個階段：
1.早期的建構理性主義取向
首先，諾斯早期研究中的制度定義帶有明顯的建構特徵，他指出制度是“一系列人所發明設 計、約束人們行動與相互交往的規則”［2］，“制度是社會遊戲的規則，是人們創 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流行爲的框架”［3］。即便在《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 績效》一書中，諾斯一方面承認制度的演化性質，另一方面仍明確地指出：“制度是人們創 造出來的東西”［4］6。
其次，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早期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基石，並以產權 理論爲核心。諾斯認爲，只有明確、充分界定並由國家強制力量加以保護的私有財產制度 ，纔是西方近代產業革命出現和西方世界興起的真正原因。至於私有產權結構，則是統治者 爲滿足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慾望而刻意設計、建構和界定的結果。對此，諾斯一再強調，“國 家界定產權結構”，“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慾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 圖彼此合作的結果”，“國家基礎結構的創立旨在界定和實施一套產權”［5］17。 至於國家的性質及其職能，諾斯指出，“國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務是人們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 博弈規則。這些社會博弈規則包括產權形式，則完全取決於國家的統治者對其收入最大化追 求”［5］24。在這一時期，諾斯更多地是將意識形態當作影響經濟主體行爲的外生 變量，儘管他已經意識到了其中的缺陷［5］57-64。顯然，諾斯的這種“產權生髮說 ”和國家理論都表現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理性主義精神底蘊和哈耶克一再批評的建構理 性主義的思徑取向。
最後，“制度創新”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更是諾斯早期建構理性主義傾向的一個直接邏輯結果 。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諾斯明確指出，“制度創新來自統治者而不是選民。這 是因爲後者總是面臨着搭便車問題。對統治者來說，既然他沒有搭便車問題，他就要不斷進 行制度創新以適應相對價格的變化。因此，使得勞動更加稀缺的土地與勞動相對稀缺性的變 化就會促使統治者變革制度以適當地增加勞動的租金。只要勞動的機會成本不變（即其他統 治者潛在競爭不存在變化），這些創新就會實行”［5］32。由此可見，在諾斯看來 ，制度的發明與創新，正是來自這些統治者、經濟的和政治的企業家們的理性計算和心智建 構，是他們在發明、設計和制定產權形式、意識形態和社會活動的各種博弈規則。因此，他 們纔是社會制度變遷和歷史進步的最終動力。
由上述可見，諾斯早期的制度變遷理論帶有明顯的建構理性主義的特徵。然而，這並不意味 着諾斯在1990年之前的研究是完全基於建構主義的。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無論是1981 年出版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還是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 諾斯都隱約地透露出演進理性的傾向，並在1990年之後明確地轉向演化理論。
2.後期的演進理性主義
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不僅承認人們可能創建制度，而 且爲制度隨時間的推移而演進留下了空間［4］6。甚至在此前，他已經意識到，理解 制度變遷的關鍵在於制度是在長時期中逐漸演進的，制度實質上是身處當下情境或場景中的 人們對現存規則的反應，即便在不同的場景下或規則發生瞬時變化的情境下，個人對其的反 應卻是一個極其複雜和緩慢的適應過程［6］。到2005年，隨着《理解經濟變遷過 程》一書的出版，諾斯明確地實現了其皈依演化理路的轉向，進一步闡述了人類認知 模式對制度變遷的制約作用，並試圖圍繞這一主題重新構建其制度理論［7］。
在《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一書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認知科學、心靈哲學等其他社會學 科的新發展對諾斯的影響，不確定性、意向性、“非各態歷經”等帶有明顯演化色彩的概念 而不是交易費用、效率等新古典傳統下的概念成爲了制度分析的主角。制度變遷被理解爲個 體心智模型與環境互動調整的過程，是一個適應性或試錯的學習過程，也是一個認知調整的 過程，即內隱的認知調整和外顯的制度變遷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同構性。
很顯然，皈依演化理路的諾斯開始把經濟變遷過程看作是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人類的知識存 量特別是人類用於控制自然的知識存量、界定社會激勵結構的制度框架等變量的變化結果， 並強調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是“非各態歷經的”，面臨着“不確定性”，由此，“不確定性 ”及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正式在諾斯制度變遷理論中取代交易費用和效率成爲基本邏輯主線 。在這一理論框架下，社會變遷的參與者攜帶着從文化遺產中繼承的傳統和心智模式，與外 部環境交互作用並形成感知；經濟績效主要由塑造激勵的制度網絡決定，而人類的意識及其 意向性（包含深層次的信念體系）的變化導致了制度結構的變遷。因此，爲了理解經濟變遷 過程，必須理解心智結構和信念的形成、更新及其作用於社會變遷的方式。
至於制度變遷過程，諾斯認爲，行爲主體的認知過程決定性地影響着經濟決策，當各行爲主 體在各自的決策環境內都確立了一些慣例來降低各自環境的不確定性時，就沒有什麼規則能 夠保證這些行爲主體確立的不同的慣例能夠相容。因此，一方面，我們每個人只是掌握局部 知識，並根據局部知識確立自己要遵循的慣例；另一方面，各局部的全體慣例未必相容，這 就是諾斯指出的“非一體化過程”，也就意味着“無序”。任何秩序都與潛在無序或顯現的 無序密切相關，因爲每個人的局部努力是要減少局部的無序性。一旦各局部的秩序（爲減少 局部無序而確立的慣例）之間達成某種相容性（暫時的均衡狀態），交易費用就會顯著地下 降，從而交易量顯著增加，這當然意味着經濟增長。然後，幾乎不可避免地，經濟增長將使 各局部之間的無序性增加，直到打破均衡。因此，產生了“經濟變遷”或“演化”。
二、諾斯制度變遷理論轉向的原因分析
透過對諾斯主要著作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所採用的主要方法及其演變過 程：1980年之前，諾斯運用的主要是歷史的方法、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1980年之後，引入 了交易成本方法、政治經濟學方法；1990年之後，逐漸涉及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性、認知科 學與人類信念體系、人類意向性和制度支撐結構等問題，最終形成了一套超越新古典經濟學 的制度分析方法。其演變原因，本文認爲主要來自3個方面：
首先，在50多年的學術活動中，諾斯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問“爲什麼一些國家富裕起來了，而 另外一些國家仍然很窮”？期間，諾斯把經濟理論、計量方法、反證選擇及各種傳統方法結 合起來，透過對經濟史進行分析研究來說明各種要素之間的關係，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 體系，因而被稱爲“新經濟史”研究的先驅。然而，也正因爲如此，諾斯在對經濟史的研究 中看到了更多的衝突、混亂和所謂的“非理性”行爲；看到了不能產生經濟增長的低效率財 產權的廣泛存在；看到了“思想、意識形態、神話、教義和偏見”對歷史發展所起的巨大作 用；看到了作爲歷史事件的現存制度和信仰結構對制度變遷方向及速度的制約作用。正是這 些基於經濟史實的觀察，使諾斯認識到制度變遷並非某種建構或完全可控的路徑，而是一條 進化的、非最優的和路徑依賴之路，促使諾斯的研究思路向解決這類“非理性”行爲轉變。 其次，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爲諾斯提供了考察制度變遷的成本分析工具。諾斯說，科斯對他 的影響巨大，“在《企業的性質》中，科斯迫使我們思考經濟組織的成本。科斯關心的是決 定企業存在與否的交易成本，而我關心的是決定整個經濟績效的交易成本”。“科斯的另一 重要成果，即《社會成本問題》，他把新古典理論和制度分析聯繫起來。該文傳達了這樣一 個資訊，即當交易成本爲正時，制度發揮作用並且最終決定市場結構”［8］。另外 ，諾斯還吸收了張五常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他認爲，張五常對交易成本理論做出了許多重 要貢獻，尤其是他對某一產品或服務的多維測度成本以及對代理人績效（因爲有缺陷的測度 勢必導致有缺陷的財產權界定）的強調。諾斯在回顧自己學術歷程時說：“他們的影響在我 的著作中清晰可見”，我們在制度變遷的三大理論即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國家理論中 都可見到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的蹤影。
最後，諾斯在20世紀80年代前的著作採用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假設。隨着對歷史研究 的`深入，在80年代後研究制度無效率現象時，諾斯意識到新古典範式在解釋重大的歷史變遷 時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邏輯矛盾。諾斯在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就曾指出，新古典理論 包含了兩個假定：制度無關緊要、時間無關緊要。在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時，新古典經濟學 更是存在把經濟看作無摩擦的、缺乏時間維度的（靜態分析）和忽略人類意向性這三個缺陷 ［9］，忽視了文化觀念、意識形態對人的行爲的影響。而且，諾斯還發現，新古典 理論所關注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市場的發展。換言之，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制度在經濟 發展中的作用。在分析和確定誘導發展的政策方面，新古典理論只是一種不恰當的工具而已 。雖然諾斯已經在很多方面意識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束縛，但他並沒有將新古典經濟學完全 拋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對新古典理論的一種修正。諾斯在1993年的諾貝爾獎演講中陳 述了他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改造，一方面，他保留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稀缺性的基本假設、競爭 和微觀經濟理論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他對新古典經濟做了兩方面的改造，一是對理性人 假設的修改，把完全理性人的假說修改爲人的行爲有限理性的假說；二是加入時間的維度， 把制度視爲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而加以突出強調，分析了制度變遷發生的原因、模型、制度 變遷的時滯性等問題。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改中，諾斯保留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方 法，包括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的方法。
至此，諾斯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分析制度的方法。這些方法實際上是多種方法的融合，其中包 括歷史分析方法、馬克思的社會分析方法、成本交易分析方法、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以及政治 學分析方法。方法論的演變導致了諾斯制度研究思想的轉變，最終形成了成熟的制度變遷理 論。
三、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新發展
諾斯提煉出的這套制度演化理論後被青木昌彥等人加以深化，逐步發展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 論體系。諾斯的這套制度演化理論和其他制度動態模型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引入認知的視角 ，並注意了制度演化過程中主觀心理活動特徵對變遷路徑的影響，將其作爲理解制度演變的 關鍵。
在制度演化模型的建立上，諾斯提出，制度實際上是人們認知活動的交流的產物，是在共享 心智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而成。在《學習、制度和經濟績效》一文中他和曼特扎維諾斯、沙裏 克重新詮釋了“共享心智模型”——有限理性的當事人依靠某種心智模式進行決策，透過預 期和意識採取行動，環境的變化透過資訊反饋影響當事人的認知，當事人透過其心智模式對 這些變化進行評價和判斷，從而形成新的預期。如此循環，構成當事人認知和環境的一個互 動過程。這是一個心智模式的調節過程，也是一個學習過程。學習過程不僅能使個體的心智 模式適應環境變化，而且能夠促進心智模式本身的演進，產生新的心智模式。因此，環境反 饋在決定心智模式的穩定和創造方面起着主導作用。
如果環境反饋被同一個心智模式反覆認可，那麼該模式就趨於穩定，這個穩定的心智模式就 是“信念”。鑑於當事人處在一個相互交往的社會網絡當中，個體的學習就變成了一個共享 或者集體學習過程。動態地看，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異質心智模式的當事人相互的知識交流 ，不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式，而且在相互認同的過程中，該模型會穩定下來，並固化成共同 的行動規範，這就是制度［10］。在制度層面上，個人保持自己的部分獨特理解，即 制度把每個人心智模型的共性固化了，而每個人的特性則繼續保留。當環境發生變化時，個 人首先透過制度來穩定預期並形成相應的行動，如果無法解決，則透過自身的特性來應對。 一旦新的事件導致的新的認知反應足以改變到自身的心智模型，那麼這種創新必然也會反映 到共享層面，從而導致制度變遷。因此，從外生角度看，制度是人們共享的行爲準則和規範 ；從內生角度看，制度是共享心智模型或針對社會互動中不斷涌現的問題的共享解決辦法。 內生觀點對解釋制度起源和變遷非常關鍵，也是制度的認知視角和其他視角的關鍵差別。
在重新說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成因及其傳遞途徑上，諾斯首先從制度的報酬遞增和市場的 不完備說明了路徑依賴的廣泛存在，並進一步揭示了路徑依賴的傳遞途徑和認知根源。他認 爲，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先從認知層面開始，經過制度層面，最後達到經濟層面。信念決 定了制度結構，因爲認知的路徑依賴，制度也呈現出路徑依賴的特性。認知和制度的路徑依 賴將會導致經濟的路徑依賴。
青木昌彥繼承了諾斯關於制度的看法，把制度視爲博弈規則，並假定當事人有限理性等。不 同的是，透過一個演進博弈模型把諾斯的框架形式化，青木昌彥的制度演化邏輯可以表述爲 ：參與人在反覆博弈中不斷調整決策以尋求利益最大化，同時也瞭解有關參與人在行動決 策時可能採用的規則的一些顯著特徵。根據這些濃縮資訊得出自己在各種可能情況下的行動 規則（即策略）。所有參與人根據他們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動 規則，這些規則是濃縮的、不完備的。當這些濃縮認知穩定下來並不斷再生時，參與人自己 的行動規則才能趨於穩定，反之亦然。當參與人的信念和行動規則一致時，納什均衡出現了 。均衡被參與人共同遵守，在均衡條件下，每一個參與人對他人選擇行動規則的預期穩定下 來，這種預期沉澱即爲共有信念，參與人相互之間透過共有信念進行持續博弈。制度在這種 預期穩定和共有信念形成過程中產生。參與人基於共有信念決定隨後的策略選擇，導致均衡 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過來又強化了共有信念。經過這樣一個反覆過程，制度不僅內生出來 ，而且穩定下來，並作爲客觀之物呈現在參與人的意識中，被參與人認爲是理所當然的，是 共有信念系統的演化導致了制度變遷［11］。這一結論和諾斯的理念是一致的。青木 昌彥的制度演化模型比較規範和完整地模型化了諾斯早期發展的制度演化理論，特別是在這 個模型中，參與人的行爲假定和環境假定得到有效處理,使得新制度經濟學不再依賴新古 典主義的方法論。
四、結語
制度研究近年來最重要的進展是在理論上越來越重視制度的認知內涵以及認知在制度變遷中 的影響和作用，並將認知納入制度分析框架中，使之成爲制度變遷理論的重要構件。總體而 言，諾斯等人的理論不僅能夠有效地解釋不同制度的起源及演化的複雜過程，而且也初步探 索了制度的認知基礎。認知視角的引入將開啓新制度經濟學未來的研究之門，新制度經濟學 不僅要討論當事人理性行爲及其侷限的認知基礎，而且還要在認知科學的基礎上，更一致性 地解釋正式制度的選擇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12］。這種基於個體心理的制度分析可 能形成一個前景看好的“行爲制度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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