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何的提出都有其立場，禪宗注重對問題及其立場的考察而非回答問題，從而否定問題，毀滅問題。有兩種否定方式：一是從所問的上，如果所提問題是僞問題，便不能回答；另一種更徹底的是從形式上，即提問這種形式意味着運用一種有公共規範的工具（語言、邏輯思辨等），而必須由內在個體獨自完成的東西不能透過公衆化的形式獲得。
[關鍵詞] 禪宗；趙州狗子；不可言說
一
有問有答，有來有回，這是常識，也是常人之識。禪宗的高妙在於對問不答，有去無回。不回答問題，不是不能回答，而是問題本身有問題，或者提問就有問題。提問者每每關注於問題，卻不知道問題和提問本身的問題纔是最根本的問題。問題不但可以透過回答來解決，還可以有一種更加徹底的，就是毀滅。禪宗解決問題最徹底的方式就是否定問題和提問本身，使問題不存在。
“趙州狗子”是禪宗最重要和著名的經典公案之一，歷來解者甚多，本文認爲，趙州狗子在無意中突出體現了禪宗解決問題根本方法：不是探討問題，而是否定問題、摧毀問題。對於“狗子還有佛性也無？”這個問題，趙州從稔的回答是：“無！”。這個無（Mu）[①]當然不是問題中的那個無，南宋的無門慧開禪師在《無門關》中也提醒說：“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但這個“無”是什麼？
“Mu”通常都被理解爲神祕主義的東西，[1]（p.10.）其實“Mu”是對前面問題的否定。趙州是說：不管狗子有沒有佛性，“你問得不對（問題不成立）”或“你的問題沒有意義”。
以“狗子有無佛性”爲例，佛性無處不在，萬物皆有佛性，狗當然也有。明白了佛性這個概念及其內在包含，就無需再問狗子有無佛性。這樣問就像“三角形有幾個角？”一樣可笑。這樣的問題根本不成其爲問題，因爲答案已經包含在問題當中了。對於這一點，首山有直白的說明：“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腳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2]（卷十一，第682頁）
進而言之，禪宗認爲佛性即自性，什麼東西會沒有自性呢？這就像“我的鼻子是不是我的？”一樣是多此一問，“我的鼻子是我的。”是同義反復，在邏輯上屬於恆真的命題，又怎麼還會有問題呢？更進階的理解是，僧人問的是佛性，佛性是不可思議的，怎麼能就它提問？維特根斯坦曾經討論過不可言說的本體問題。他認爲語言是我們世界的界限。“確實存在着不可表達的東西” [3]（p.52.）“我的命題可以這樣來表達：理解我的人透過這些命題理解我以後，就知道這些命題是沒有意義的。”[3]（p.68.）針對不可言說的東西提問是“僞問題”，對這樣的“僞問題”，不能回答，也無法回答，只能從根本處一棒子打死，那就是“Mu”。
在“提問-回答”的框架之內，無論問題有多奇怪，答案有多離奇，提問-回答的關係是成立的，對話在同一個層次上構成了。對問題任何形式的探討本身就肯定了問題的存在和意義，所以應該否定問題、摧毀問題，而不是探討問題。“Mu”針對問題本身表態，不是問題的答案，如果一定要認爲這是作答的話，那麼它答的是這個問題之上的另一個問題（狗子有沒有佛性，我提的這個問題對不對？），所答和所問不在同一個層次上。趙州正是用高層次的“回答”引導問者提高提問的層次，趙州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問題，根本原因在於你對所問的理解不夠，你的層次不夠，要提升、提升，一路向上，提升到最高的層次，你將不再有問題。在完美的禪的境界中，任何問題都不再成立。有僧人問藥山惟儼：“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意思是，哪有你提的這個問題啊，境是境，你自然是你，境好端端的怎麼會惑亂你呢？可惜這個僧人沒有領會，曰：“不會。”藥山只好再明顯一點地暗示：“何境惑汝？”[2]（卷五，第258頁）
僧人們提出來作爲話頭禪的，往往都是不可思議的，最常見的比如“佛祖西來意”“如何是佛”“如何是禪”等，對於這些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東西，如果我給你一個答案，讓你“會”了，恰恰說明你我都不會，你不知道“佛祖西來意”是什麼，對它有疑問，正說明你對佛祖西來有意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問題隱含的前提就是對佛祖西來之意的肯定。提問者已經當然的認定了佛“是”（一個什麼東西），只是不知道佛是“什麼”（東西）。此所謂疑即不疑，而這不疑處纔是真正可疑的，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何以認定就有一個佛祖西來之“意”？就有一個“佛”？有僧人問大顛寶通和尚：“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這個問道的僧人已經明白不可言說的道理（說有說無都是錯），但他還是想要老師爲他除弊，既然要除弊，可見心裏還受遮攔，既然受遮攔，如何能明白原本清淨的佛性？而如果不能自見本性（即佛性），那弊又如何能除？所以大顛一句話截斷話頭曰：“一物亦無，除個甚麼？”
問題本身就是思考，思考到什麼層面，問題就能深入到什麼層次。“朝菌不知晦朔”，所以不可能提出諸如“爲什麼有晝夜交替的現象”這樣的問題；“蟪蛄不知春秋”，所以不可能提出“爲什麼有四季區分”這樣的問題。這就是所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4]可見，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對問題的解答有多完美，而只在於問題本身提的深刻和高遠程度。如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系精神骨髓所在。” [5](“復焦弱侯”)形而上學問題的根本不在問的是什麼，恰恰就在如何提問。正是提問的方式決定了問題的價值、可能性和解決方法。“對問題的選擇決定着探究的方向。換言之，每個問題都有一個預定的模式……一個問題就是一個華了妝的答案，明乎此，是起碼的智慧。”[6]（第12頁）故此，禪師們的目的不在於告訴你問題的答案，而在於不斷的教你如何提問。
禪宗常常用這樣的方式“回答”任何形式的提問。《無門關》第40則公案“趯倒淨瓶”記載百丈把淨瓶放在地上。淨瓶爲僧侶出門隨身所帶之物，盛水供洗手之用，瓦罐瓷器的淨瓶水洗淨手，銅鐵所做的洗濁手，平時則供在桌上，淨瓶總是“淨”的。百丈故意把淨瓶放在地上，表示淨瓶已經不淨，所以他問：“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 首座回答：“不可喚作木（木+突）也。”他的回答不算錯，淨瓶無論是什麼做的，無論是否乾淨，總歸不是木棒，但首座這一答是對應百丈那一問的，在層次上沒有提升。而靈祐沒有回答問題，卻一腳踢倒淨瓶後走了，這是對問題本身的否定，“所答”在所問之上，所以百丈說“第一座輸卻山子也”，讓靈祐作了潙山的主持。可見禪宗中有些問題是不能回答的，禪師們有時候故意提出問題作爲誘餌，回答就等於上鉤了。對問題提出質疑，從而毀滅問題，是禪宗慣用的一招，他們正是用這個釜底抽薪、“一了百了”的方法解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