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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白芳禮的感人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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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逾九旬的病弱老翁,一輛破爛不堪的舊三輪車一個老人無私奉獻的感人情懷,一個二十年助學的驚人神話。

關於白芳禮的感人事蹟

白方禮祖輩貧寒,13歲起就給人打短工。他從小沒念過書,1944年,因日子過不下去逃難到天津,流浪幾年後當上了三輪車伕。靠起早貪黑蹬三輪車餬口度日,經常挨打受罵,讓人欺負,再加上苛捐雜稅,終日食不飽腹。解放後的白方禮,靠自己的兩條腿成了爲人民服務的勞動模範,也靠兩條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個孩子,其中3個上了大學。同時,他還供養着20歲就守寡的姐姐,並支援侄子上了大學。一個不識字的老人,對自己能用三輪車滾出一條汗水之路,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感到無比欣慰。老人的兒子回憶說,父親雖然沒文化,但就喜歡知識,特別喜歡有知識的人,從小就教導他們好好學習,誰要學習不好,他就不高興。1974年白方禮從天津市河北運輸場退休後,曾在一家油漆廠補差。1982年,老人開始從事個體三輪客運。每日裏早出晚歸、辛勞奔波,攢下了一些錢。

1987年,已經74歲的他決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輪的收入幫助貧困的孩子實現上學的夢想。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將近90歲。

1987年,相當於繞地球蹬了幾十圈的74歲的白方禮正準備告別三輪車時,一次回老家的經歷使他改變了主意,並重新蹬上三輪,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

“娃兒,大白天的你們不上學,在地裏跑啥?”白方禮在莊稼地裏看到一羣孩子正在幹活,便問。娃兒們告訴這位城裏來的老爺爺,他們的大人不讓他們上學。這是怎麼回事!他找到孩子的家長問這是究竟爲啥。家長們說,種田人哪有那麼多錢供娃兒們上學。老人一聽,心裏像灌了鉛,他跑到學校問校長,收多少錢讓孩子們上得起學?校長苦笑道,一年也就十幾塊錢的,不過就是真有學生來上學,可也沒老師了。老人不解,爲嘛沒老師?校長說,還不是工資太少,留不住唄。這一夜,老人輾轉難眠:家鄉那麼貧困,就是因爲莊稼人沒知識。可現今孩子們仍然上不了學,難道還要讓家鄉一輩輩窮下去不成?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學這事不行!

在家庭會上,白方禮老人當着老伴和兒女們宣佈:“我要把以前蹬三輪車攢下的5000塊錢全部交給老家辦教育。這事你們是贊成還是反對都一樣,我主意已定,誰也別插槓了!”別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們知道,這5000元錢,是老爺子幾十年來存下的“養老錢”呀!急也沒用,嚷更不頂事,既然老爺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隨後,老人便分兩次將5000元捐給了家鄉白賈村,建立起一個教育獎勵基金會。村裏人爲了表示謝意,將一塊寫着“德高望重”的大匾送到了白方禮家。那以後,老人又蹬上了三輪車。像往常一樣,兒女們在老爺子出門前,都要給他備好一瓶水、一塊毛巾,一直目送到街盡頭。白方禮呢,一切還是那麼熟悉,但心裏卻比過去多裝了一樣東西,就是孩子們上學的事。

儘管一樣蹬車掙錢,白方禮卻有自己的“生意經”。今年60歲的張師傅回憶說,16年前白方禮經常在天津站附近拉活,那時就認識了同行白方禮,別人拉車是爲千方百計掙錢養家,而白方禮卻連續把勞動所得捐獻給公益事業;還特別在他的三輪車上掛起了一幅寫着“軍烈屬半價、老弱病殘優待、孤老戶義務”字樣的小旗,公開宣佈對部分乘客實行價格優惠。

1994年,時值81歲高齡的白方禮在一次給某校的貧困生們捐資會上,把整整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元錢交給了學校,校領導說代表全校300餘名貧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聽這話,思忖起來:現今家裏缺錢上學的孩子這麼多,光靠我一個人蹬三輪車掙的錢救不了幾個娃兒呀!何況自己也老了,這可咋辦?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來。回到車站他那個露天的“家”後,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還未亮他就把兒女家的門給敲開了。

兒女們看老人氣喘吁吁地掛着一身霜露,不知有啥急事。老爺子要過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塵土,說:“我準備把你媽和我留下的那兩間老屋給賣了,再貸點錢辦個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方禮支教公司’。”兒女們你看我,我看你,說:“爸,您老看怎麼合適就怎麼辦吧。”老人樂不可支。“爸,我們嘛也不擔心,就是擔心您老這麼大年歲還……”白方禮朝兒女們揮揮手,說:“啥事沒有,你們開口支援我辦支教公司比給我買罐頭、麥乳精強百倍。”老人猛地一按車鈴,伴着清脆悅耳的“丁零零”聲,消失在晨霧之中。不久,由市長親自給白方禮老人在緊靠火車站邊劃定的一塊小地盤上,全國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方禮支教公司宣佈正式成立。開業伊始,他對受僱的20來名員工非常簡明地說了辦公司的宗旨:“我們辦公司要規規矩矩掙錢,掙來的錢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給教育,每月結算,月月上交。”

“白方禮支教公司”,其實它起初只是火車站邊的一個8平方米的鐵皮小售貨亭,經營些糕點、菸酒什麼的,方便南來北往的旅客。售貨亭上面懸掛着一面南開大學獻給老人的銅匾,寫着“無私資助志在其才”,使這間售貨亭顯得格外光彩。憑着賣掉老屋的1萬元和貸來的錢作本錢,慢慢地雪球越滾越大,公司由開始的一個小亭子發展到後來的十幾個攤位,連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錢和稅,還餘1萬多元的利潤。

不知道的人以爲白方禮老人當了董事長,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輪車,而且加大了對自己的壓力。他爲自己規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標,每天要掙30到40元。“我還是像以前一樣天天出車,一天總還能掙回個二三十塊。別小看這二三十塊錢,可以供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呢!”這就是一個耄耋老人的精神世界。他儘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燦爛天空,溫暖着無數莘莘學子。

白方禮老人每月都會把自己省下來的錢拿到附近的學校給困難的學生當生活費,而已是風燭殘年的他,卻過着極爲儉樸的生活。

老人蹬三輪車的時候,從頭到腳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來像個乞丐。“我從來沒買過衣服,你看,我身上這些襯衣、外褲,都是平時撿的。還有鞋,兩隻不一樣的呀,瞧,裏面的裏子不一樣吧!還有襪子,都是撿的。今兒撿一隻,明兒再撿一隻,多了就可以配套。我從頭到腳、從裏到外穿着的東西沒有一件是花錢買的。”除了不買衣帽鞋襪外,連吃的東西他都儘可能地節省。他的飲食極其簡單,經常是兩個冷饅頭加一瓶涼水,就一點點鹹菜。很多時候由於拉活需要,白方禮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張報紙往地上一鋪,一塊方磚往後腦一放,一隻帽子往臉上一掩,便是他睡覺前的全部準備“程序”。爲了能多掙一點錢,老人已經好多年不住在家裏,特別是老伴去世後他就以車站邊的售貨亭爲家,所謂“牀”,只不過是兩摞磚上面擱的一塊木板和一件舊大衣。冬天,寒風習習,夏天,驕陽似火,在一層薄薄鐵皮的售貨亭裏,老人度過了一個個酷暑嚴冬。後來市政府號召要整治車站街道環境,小賣鋪、小亭子都得拆掉。老人帶頭響應政府的號召,拆了他的這些小亭子。沒有“屋”了,他爲了仍能夠拉活,就用塊攤開的塑料編織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撐起了一個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暴雨之後,經常能看到老人在太陽下曬被雨水浸溼的被褥。

白方禮老人就是這樣,節衣縮食把自己蹬三輪車的所得全部捐給了教育事業。曾經有人計算過,這些年來,白方禮捐款金額高達35萬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輪車收5角錢計算,老人奉獻的是相當於繞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勞累。白方禮從沒想過要得到回報。捐助的款項,也大多是透過學校和單位送到受助學生手裏的,老人從沒有打聽過學生的姓名。有人試圖在老人那裏找到曾經被資助的學生名單,但只發現一張他與幾個孩子的合影———這是唯一的一張照片。當問老人對受他資助的孩子有什麼要求時,老人的回答很樸實:“我要求他們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爲國家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