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本站小編爲大家蒐集的張謄，供大家參考。
張謄(1853一1926)，中國實業家、教育家。字季直，號音庵，江蘇南通人。清光緒狀元。早年人淮軍將領吳長慶幕。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後又舉辦通海墾牧公司、大達輪船公司、復新麪粉公司、資生鐵冶公司、淮海實業銀行等，並投資蘇省鐵路公司、大生輪船公司、鎮江大照電燈廠等。又創辦通州師範學校、南通博物苑、女紅傳習所等。把實業、教育稱爲“富強之大木”。
參與發起立憲運動，1906年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任副會長。1909年(宣統元年)被推爲江蘇諮議局議長。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後組織統一黨支援袁世凱，與國*黨對抗。1913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袁即將稱帝時，辭職南歸。在南通繼續辦理實業和教育，提倡尊孔讀經。1925年大生紗廠因虧損嚴重被接管，次年病死。有《張季子九錄》、音翁自訂年譜》等，今有《張謄全集》。
張謄木來是江蘇海門人，後來長期居住在南通，一般都說他是南通人。他十六歲就考中了秀才，成爲當地有名的知識分子。二十三歲的時候，到南京作提督(清朝地方進階軍官)吳長慶的文書，跟隨吳長慶走南闖北，增長了見識，也給織了當時的許多有名人物。大官僚翁同和、張之洞、李鴻章等人都很賞識他的才學。張之洞和李鴻章還想聘請他到自己手下作助手，但是他當時一心一意想中舉人，成進士，所以一一辭謝了招聘，專在科舉考試上下功夫。可是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太多，名額有限，他雖然很快就考中了舉人，但接連考了幾次進士，都沒有考中，直到光緒二十年才如願以償，考取了第一名進士，就是人們羨慕的狀元。自然，他也得到了“翰林院修撰”的官職。這年，他已經四十二歲了。
甲午戰爭爆發後，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清政府內部以光緒爲首的帝黨與以慈禧爲首的後黨，主戰與投降的鬥爭也日益尖銳。張謄因激於民族義憤和愛國熱情，積極參與了包括光緒的老師翁同和在內的帝黨發動的“主戰倒李”運動，上書彈幼李鴻章妥協投降之罪。但是，由於帝黨木身缺乏實力和抵抗到底的決心.他們的這場“主戰倒李”運動並沒有取得結果。在此情況下，張謄的萌發的“倦於風塵之想”愈加強烈。恰在這時，他又接到父親病亡消息，於是借回籍守制之名，脫離了帝后兩黨鬥爭的漩渦。
《馬關條約》的簽訂，對當時回籍守制的張謄刺激很大，他在日記中逐條記下了“和約”的主要內容，並註明“幾罄( qing}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以表達自己的憤‘}既之情。但是，出於對政治鬥爭厭倦和失望，張謄並沒有立即回京，也沒有直接參加反對賣國和約及割讓臺灣的羣衆運動，而是在改良派主張的啓發下，走上了“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道路。
他先後奔走於上海、南京、南通、海門等地瞭解情況。看到南通一帶棉花種得多，產量高，棉布的銷路也好，他就決定先在南通辦棉紡廠，就地取材，就地銷售。可是，他手頭上只有二千兩銀子，其餘的都得到處求人，靠股東集資。經過多方說動員，才組成了一個六人董事會，由張謄擔任董事長，議寫廠名叫“大生紗廠”。不料，董事中又有人打退堂鼓，張謄毫不動搖，繼續奔走籌集資金。
當時中國沒有棉紡機，要用機器就得從外國進口，價錢很貴，哪裏能買得起?張謄利用自己狀元的身份，又去找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張之洞已被調任湖廣總督)，請求他給予支援。劉坤一表示願意支援，但又說拿不出錢來。過了些日子，張謄聽說上海黃浦灘上擺着一批現成的棉紡機。他打聽清楚這批機器的來歷後，又去找劉坤一說:“張大人擔任兩江總督時想要辦廠，從外國訂購了一批棉紡機。但是機器運來以後，他已經調走了。機器被江蘇省署買了下來，可又派不上用場。現在機器日曬雨淋，已經生鏽了。您就讓他們把機器轉讓給我們用吧!”劉坤一就命令徐州道桂篙慶負責降價出賣。桂篙慶對這些機器作價五十萬兩，要張謄買下。張謄說:“我們連買地皮、造廠房的錢都無法籌措，哪有這麼多買機器的錢?”後來經過多次商量，才決定機器作價五十萬兩作爲官股，再由商人集資五十萬兩作爲商股，籌辦工廠。可是張謄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才籌集到十三萬兩。
張謄想盡一切辦法，不惜吃大虧，也要弄到錢。終於在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建成了大生紗廠。
張謄之所以能在通州辦成大生紗廠決非偶然。一方面，通州有許多地利條件，如氣候好，適宜產棉，且質量好，紗廠可以就地取材;同時，通州僅大生一家紗廠，工價也比較低廉。另一方面，由於張謄和封建政權有密切聯繫，得到兩江總督(前爲張之洞，後爲劉坤一)的支援，早請到了“官股”、“官機”和減免厘金的特殊優待。由於有了上述兩方面的有利條件，再加上張謄的主觀努力，經營管理比較得法，大生紗廠發展很快，在國內成爲“歐戰前華資紗廠中惟一成功的廠”。從1899年到1921年的23年中，大生紗廠由一個發展到四個，先後共獲利自銀1600萬兩。爲了解決紗廠的原料和產品運輸銷售問題以及機器設備的維修等問題，張謄還以大生紗廠爲基礎，先後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廣生油廠、大隆油皁廠、澤生水利公司、大中通運公司、大達輪步公司、外匯三輪公司、船閘公司、資生鐵廠、大昌紙廠、通隧火柴廠、大達公碾米廠等30多個企業。另外，還設立了淮河銀行，興辦了一些旅館、浴室、飯店之類的服務性企業單位。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大生紗廠爲中心的，包括工業、農業、金融、交通、運輸、服務等行業在內的較爲完整的企業體系。儘管大生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趨衰落並最終爲四大家族所吞併，但它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卻仍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張謄在創辦實業的同時，也非常注重“投資於教育”。大生集團前期的發展一方面爲張謄興辦教育積累了資金，另一方面也對培養人才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
因此，1902年，當大生企業開始盈利的時候，張謄就開始着手興辦新式教育，在通州創辦了國內第一所師範學校。在此後的20年中，他又陸續辦起370所小學、6所中學和10所大學，形成了一個連續的教育系統。與此同時，他還直接配合實業的需要開辦了農業學校、紡織學校、商業學校、刺繡學校、女工傳習所等技工、職業學校，配合地方自治的需要開辦了通俗教育社、商業講演社、測量講習所、法政講習所等羣衆通俗教育，另外還辦了一個盲啞學校。總之，凡是當時資木主義國家所具有的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通俗教育、特殊教育等等，幾乎都被張謄移植過來了，基木上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教育網。
在創辦這些教育事業的過程中，張謄不顧其在實業方面的困難，投人了大量的財力和精力，表現出了非凡的膽識和飽滿的愛國熱情。而張謄不畏艱難，勇於開拓的愛國精神無疑也爲後人樹一立了榜樣。
張謄在創辦大生紗廠期間，因痛感於清廷吏治腐化，曾一度參與了由康、樑發起的維新變法活動，希望藉助變法重新載入政治，爲興辦實業掃清障礙。但由於他當時正醉心於“實業救國”，害怕政局動盪，所以他後來退出了政局，漸漸不問國事了。
進人20世紀以後，隨着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張謄在時代大潮的影響下，逐漸認識到政治制度變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開始將目光從實業教育轉向政治。1903年，張謄在東渡日木進行訪問和考察期間，親眼目睹了日木的實業和教育在政府獎勵與扶助政策下迅速發展的事實，他進一步認識到:日木的.強盛並不僅僅在於其實業和教育的發達，而且還在於其政治制度的優越;中國如不“去其病根”，仿效日木變革政體，則“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也無回天之力。但是，在如何變革政體的問題上，張謄仍然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方式，幻想以請願等溫和手段促使清政府有所覺悟，透過自上而下的改良，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張謄對政治的態度逐漸由消極轉爲積極，成爲了清末資產階級立憲運動的支援者和推行者。
早在1901年清政府宣佈“新政”之時，張謄就曾與何嗣餛(kun)、湯壽潛等共同擬定了《變法平議》，企圖在承認慈禧絕對權威的前提下，依靠東南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支援，懇求和說服清政府實行“設議政院”、“停捐納”、“變科舉”“辦學堂”等改革。儘管他們在《變法平議》中，他們的所謂“議政院”也僅僅是諮詢機構，但由於清政府的所謂“新政”，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騙局，他們的這套改革方案仍然沒有被採納。
1904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清政府駐各國使臣孫寶琦、胡維德等以立憲的日木戰勝專制的俄國爲理由，聯名電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國內的一些督撫也謀求有所呼應，立憲運動已成山雨欲來之勢。
清政府爲拉攏資產階級上層人物，乃於3月初任命張謄爲頭等顧問官，賞加三品銜。張謄則乘機與蒯(kuixi)光典、湯壽潛等商議，爲張之洞、魏光熹二督起草了一份《擬清立憲奏稿》，同時組織編譯刊《憲法義解》、《日木憲法》、《日木議會史》等書分送各方要人以至北京內廷，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木宣誓立憲，通告天下，“定爲大清憲法帝國”，並建議清政府派親信而又有聲望的王公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在此期間，張謄還積極聯絡各省督撫，希望他們採取一致行動，共同敦促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制。
1905年底，資產階級革命有愈演愈烈之勢政府爲緩和時局，被迫接受了張謄等人的建議先是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接着又於次年6月正式宣佈“預備仿行憲政”。張謄大受鼓舞，遂與湯壽潛等聯合江、浙、閩三省商學兩界200多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表示擁護清政府“預備立憲”，並要求清政府加快立憲步伐。從1907年冬季起，張謄又多次聯絡各地立憲黨人組織上書和請願活動，要求召開國會，清政府爲其壓力所迫，只得於1908年8月宣佈以9年爲立憲預備期限，同時制定所謂《欽定憲法大綱》、《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和《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作爲敷衍。張謄等對清政府缺乏立憲誠意大爲不滿，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於1911年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並通電各諮議局，派人分赴各省遊說，組織聯合請願。1910年1月，各省諮議局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遞交聯名請願書，要求代奏。清政府予以拒絕，第一次請願失敗。於是，張謄又聯合10個請願團體，於1910年6月赴北京再次請願，清政府以“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爲由，再次拒絕請願團的要求，第二次請願也失敗了。張謄仍不死心，決定組織第三次請願。組織，各省立憲黨人向上爭取督撫的支援，向下徵集各界人士簽名，並於1910年10月資政院開會之日呈遞了請願書。這次請願，因爲有各省督撫和資政院參與，甭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表示，宣佈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定於1913年召開國會，立即設立內閣。看到清政府作出了一些讓步。張謄等人停止了大規模的請願活動。
然而，清政府還是玩弄權術。1911年4月，清政府宣佈成立以奕勵中爲首的“責任內閣”，大權集中在皇親貴戚之手，“預備立憲”的騙局至此大自於天下。張謄見他們幾次三番的請願，僅僅換來這樣的結果，不禁對清政府大失所望，但他又確實不願用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清政府。
張謄還積極主持參與了江蘇省的地方自治與收回鐵路權利活動。然而，由於這些活動脫離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主流，所以沒有什麼成果。
武昌起義爆發後，張謄不想看到清政府的滅亡，還想爲清政府作最後挽救。他先是跑到南京請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出兵“援鄂”，繼而又趕到蘇州，爲江蘇巡撫程德全草擬了《奏請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規勸清政府以讓步來“收回人心”，平息起義風潮。然而，隨着各地起義的接連出現，連程德全、湯壽潛等一部分官紳和立憲派都紛紛脫離了清政府，張謄開始認識到清政府已經失去人心，無可挽回了，於是也轉向支援共和。 張謄的政治主張由立憲改爲共和是一大進步，同時他還爲辛亥革命的發展做了一些積極的工作月6日，他打電報勸阻袁世凱進攻湖8日，他又分別寫信勸鐵良和張人駿放棄武裝反抗，還與上海的民軍取得聯繫，幫助通州“和平光復”。爲了敦促袁世凱轉向共和，張謄還和程德全一起向袁進言，希望他向美國共和偉人華盛頓學習，不要再爲清廷盡愚忠。當江浙聯軍在南京遇到張勳的頑抗時，張謄積極爲程德全出謀劃策，並慷慨解囊，以財物資助江浙聯軍。在張謄的協助下，聯軍終於12月1日光復南京，統一了江蘇全省。
但是，張謄對革命的態度還沒有改變，他仇視害怕革命，希望國家早日結束動盪，恢復安寧的局面。張謄眼看臨時政府已爲革命派掌握，便將恢復“統一”與“秩序”的希望完全寄託在袁世凱身上。因此，儘管孫中山任命他爲實業總長，但他不僅不肯就職，反而對臨時政府採取拆臺的態度。南北議和期間，張謄一面積極爲袁世凱謀劃奔走，通風報信;一面又在革命陣營內部散佈妥協言論，力主對袁讓步，袁世凱竊國後，張謄聯絡其他立憲派於1912年5月成立了共和黨，協助袁世凱鞏固政權，隨後又以共和黨爲基礎，聯合梁啓超的民主黨於10月間成立了擁袁的進步黨，以對抗國*黨。1913年3月，國*黨領袖宋教仁爲袁世凱的特務殺害，張謄以“調停者”身份向黃興等人遊說，極力主張“法律解決”，堅決反對南方革命勢力討袁，及至“二次革命”爆發，張謄將戰爭責任推到革命派身上，而且聲明擁袁反孫的政治立場，成了袁世凱利用的一枚棋子。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後，請他出任農商總長。袁此舉無非是想借助張謄的聲望來籠絡人心，但張謄卻大受鼓舞，略作推讓之後就於10月16日走馬上任，隨即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等一系列文告，提出所謂“棉鐵主義”，主張依靠國家政權的支援與扶植，大力發展棉紡織業和鋼鐵工業，以此爲中心推動整個工商業的發展。爲此，他首先從精簡機構，緊縮編制着手，對農商部進行了改革，藉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時，他還注重法律，先後主持制定了工商保息法、礦法、公司條例等一些法規。藉以保護和振興工商業。接着，他又先後主持擬定了籌辦棉、糖、林、牧等場的計劃，以及擴充改良棉田、經營全國山林、整理茶業、擴充製糖原料產地、整傷國貨等方案計劃，準備利用歐戰的空隙，去和外國資木主義的競爭。
他還竭力主張對外開放，在不損害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引進外資，並先後與美國紅十字會、美孚石油公司訂立了2000萬美元的石油借款合同和3900萬美元的石油開採借款合同;張謄主持制定的各項政策、法令、條例和規劃等對當時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的確起了一定促進作用，他在引進外資方面更表現了非凡的見識和氣魄。然而，由於美國同各國的矛盾，也由於國內輿論的反對，張謄所訂的借款合同大多未能實際履行，他的發展實業的計劃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也不可能付諸實施。在此情況下，張謄又目睹了袁世凱統治下政治黑暗、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商業盡廢的現況，對袁世凱政權漸感失望，再加上當時袁世凱急不可待地準備稱帝，張謄不願陪袁世凱去死，於1915年3月、8月先後辭去農商總長和全國水利局總裁職務，回到故鄉自辦工廠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着帝國主義侵華勢力的捲土重來和軍閥混戰的加劇，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日趨蕭條，一向盈利的大生紗廠也發生虧損。1925年，張謄所辦的三個棉廠因債臺高築而爲具有債權的銀行團所接管，張謄很是失望，思想越來越保守，他反對革命，在192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