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焦慮不一定帶來的都是不好的影響，以下是小編爲大家精心整理的4種不同的焦慮能帶來什麼力量，歡迎大家閱讀。
你在一個晚宴上坐在一位名叫山姆的男人旁邊。他是一個你剛認識的人，但是你發現到，你們原來有幾個共同的朋友——因此你會想留下好的印象。從這方面來看，事情的進展還算不錯。你們之間侃侃而談，而你的同伴表現出他認爲你又風趣又吸引人。
突然，氣氛變得酸溜溜的。山姆的眼神接觸變少了。談話變得尷尬了。是因爲你說了你在大學時搞的惡作劇嗎?還是因爲你對大選的看法?你往山姆的方向瞥了一下。他確實是用稍微怪異的眼光看着你。你到底做了些什麼呢?你利用慶祝活動中的空檔，在腦子裏重播你的談話的幾個片段。
說也奇怪，但是山姆冷淡下來的態度，給你的系統帶來了一次震盪。簡單地說，你變得焦慮了——因此許多事情同時發生了。你正在用力思考，試圖理解剛剛所發生的事，想着自己能夠說出什麼話來得回之前打好的關係。你發現自己的行爲變得更小心、更恭敬。你不願再跟山姆發起談話，即使有的話，也會更傾向因爲不小心打斷了他而道歉。你甚至會開始時不時加入一些話，希望能夠澄清或緩解之前所說的政治論點。你可以感受得到一切。焦慮開始控制你了。你會害怕結果將不會是好的。
但是，說真的，焦慮到底有多糟糕呢?它只是一個必須處理的難受的感覺，又或是一個更糟的事物呢?根據一個非常高尚的傳統，一個橫跨斯多葛派和亞里士多德，甚至到了柏拉圖的傳統，它是更糟的，糟得更多了。當我們焦慮的時候，我們煩惱、反覆思考的方式，不僅會讓我們分心，也會消耗我們。除此之外，由於焦慮往往那麼難受，我們會有衝動的行爲——作出任何我們以爲會消除這個感受的事物。基於這些原因，經典的共識就是，這些情緒必須被避開。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了焦慮的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它跟美德是不相容的。對康德來說，有美德的人是一個“將他一切的能力和傾向，控制在他的(理性)之內”的人;因此，他在《道德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1797年)中寫道，“美德的真正力量，是一個平靜的心神”。然而，當我們焦慮的時候，我們的心神卻是一點也不平靜。我們缺乏了美德獨有的理性控制：決定我們的行爲的事物不是理性，而是情緒。這是糟糕的。
焦慮被形容爲這種黑暗、有害的力量，而這樣的形容確實是有傑出的人支援着它。儘管如此，我相信這是錯誤的。這麼說是違反意願的，但是焦慮可以是好事。的確，我希望能夠說服你，焦慮是我們成功地在道德和社會生活中航行的核心能力。我不至於會說我們需要更多的焦慮，但是我們應該培養它。擔憂是重要的;我們要正確地應用它。
我們這則晚宴的小故事，對我們說明了有關這個令人費解的情緒的什麼事物呢?
首先，它揭露了一些它的性質。我們平常經歷的焦慮，是對於不確定的威脅和危險的一個顯著令人不安的反應。比方說，你在晚宴時的憂心，是因爲你和山姆之間的談話可能變得尷尬，使你變得不確定而作出的反應。你想要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卻又不確定你是否成功。結果是不安——一陣的擔憂或顧慮——那就是你的焦慮。
這則故事，也告訴了我們有關焦慮所做的一件事。焦慮這個情緒，能夠驅使我們做事——以獨特的方式，做出幫助我們解決困境的事物。比方說，在晚宴的時候，你的焦慮會驅使你試着去更進一步理解你可能說出的不恰當的話——因此導致你在腦子裏重播談話的片段。焦慮也會引導你試着彌補你可能造成的冒犯，因此使你變得更恭敬。
焦慮爲一個有用的情緒的這個概念，跟我們從康德和其他人那裏所看到的，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但是這個理念，被臨牀心理學家所擁護。其中的一員，就是波士頓大學焦慮和相關疾病中心創辦人大衛·巴洛(David Barlow)。巴洛在《焦慮及其疾病》(Anxiety and Its Disorders，2002年)中解釋，“焦慮的功效，是針對可能的危險狀況而給予警告，也會觸發內在的心理機制。”這些機制很重要，因爲他們容許我們參與“一個更高、更成熟的功能層次”。比方說，在一般的社交焦慮當中，我們擁有的情緒，使我們更能理解與駕馭我們的社交互動。
不過，一般的社交焦慮，不是我們所經歷的唯一一種擔憂。
我們煩惱的事，可能會包括神是否存在，或者違反我們作出的諾言是否可接受。對於這些其它形式的焦慮，我們能夠說什麼呢?擁有這樣的情緒，是否也是好的呢?很多時候，這些焦慮確實是好的。生活中我們往往會經歷三種焦慮：
(1)社交焦慮，涉及的是一種獨特的不確定感——就是：你是不是在讓自己被人貽笑?就是我們在和山姆之間的晚宴談話中所看到的那種。因此，它往往會導致恭敬或謹慎之類的事物：這些行爲，能夠幫助我們儘量減少留下壞印象的機會。
(2)懲罰焦慮的事物：你知道你已經違反規則，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因此而捱打。基於它的起源，這種焦慮會傾向引發補償你的過錯的行爲，例如，先發制人地道歉。
(3)存在焦慮。它涉及了有關神的存在或者你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確定感。因此，毫無意外，當我們感受到它的時候，我們會傾向思考我們的宗教信仰，同時請牧師或其他專家來幫助我們處理我們的擔憂。
知道焦慮會以這些(以及其它)形式呈現，非常重要。首先，它幫助我們看到，不同種類的焦慮——例如，社交、存在或懲罰焦慮——能幫助我們處理各種形成問題的不確定感。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有一種焦慮可能比其它種類的焦慮更有價值：道德焦慮，它能幫助我們理解道德上應該做什麼，這可比幫助我們弄清楚如何不違反禮儀的社交焦慮更有價值。使用錯誤的匙子是一回事，但違反一個重要的諾言，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另一個狀況。
你的母親的阿爾茨海默氏症在這過去的一年以來，已經有顯著的惡化，而你已經無法爲她提供她所需要的照料。你傾向聽從她的醫生的建議，將她送入老人保健設施。但是，這個決定讓你焦慮，因此你開始思考你現在所面對的情況的細節。你的母親一直都非常顧慮老人保健設施。事實上，你剛在去年，事情真的變得糟糕之前，曾答應她不會將她送入那種地方。
因此，你的手上有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你該不該將她送入養老院呢?這個問題讓你徹夜不眠。你反覆地回去思考這個問題。你所經歷的這件事，確實是一種焦慮。但是，請注意到它跟我們所考慮過的情況有什麼差異。你不是真的爲自己害怕，像懲罰焦慮一樣，或者只是想避免羞辱，像社交焦慮一樣。不，你所擔憂的，就是做出正確的事。
那麼，道德焦慮，就是我們面對一個艱難的道德決定時所感受到的情緒：我們想做出對的事，卻又不確定對的事到底是什麼。況且，我們所感受的不確定感，會引發探索——它促使我們試着弄清楚，什麼纔是道德上正確的事。我們也許會開始想着我們擁有的選擇，並且權衡每一個選擇。我們也許也會從我們信任的人那裏尋找更多的資料。那麼，綜合這些，我們可以看到道德焦慮兩種方式的運作：它是一個信號，告訴我們，我們正在面對一個艱難的道德決定;它也是一個動力，激發思考與蒐集資料之類的事物。
這看起來也是奏效的。最近，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政治學家邁克爾·麥昆恩(Michael MacKuen)和他的同事2010年在《美國政治學雜誌》中發表的研究暗示，有關道德和政治課題的焦慮，會促使我們以一個更開放的方式思考。麥昆恩發現，當人們對於平權措施政策的合適性的看法被質疑的時候，他們會傾向變得焦慮或憤怒。這是意料之內的。有趣的是：那些變得焦慮的人，會更傾向找出有關政策的更多資料，也會更有興趣學習這個課題雙方面的事物。另外——也許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也更願意探索對付問題的新的解決方法。相比之下，憤怒的人比較沒有興趣自行了解情況，而當他們有去尋找資料的時候，他們傾向僅僅找出跟他們原來持有的看法一致的事物。
我們已經開始看到道德焦慮爲何有價值。
這個情緒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與駕馭道德生活的複雜性。況且，我們也能夠解釋它如何辦得到。它的運作，就像一種破壞性的信號：它會插手我們所在做的任何事物，促使我們重新評估我們所做的事。
想想療養院的故事：你的母親的醫生剛剛通知你，基於她的阿爾茨海默氏症那麼嚴重，是時候將她送入保健設施了。你傾向跟從他們的建議，但是你也在擔憂。這會破壞你原本盲目跟從醫生忠告的傾向。事實上，它會引發一種思維，讓你記起你的諾言，同時讓你開始思考你的母親的顧慮與恐懼。因此，即使你還是決定違反諾言是可接受的，而將你的母親送入保健設施，焦慮已經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已經幫助你認出你的決定在道德上的意義。
我們一旦注意到道德焦慮會扮演這個角色，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幫助我們做出好的決定的能力。畢竟，你對於違反你對母親的諾言所感受到的焦慮，反映了你的某個值得欽佩的一面：對於道德生活的複雜性有了知覺。任何沒有像你一樣這麼反應的人，道德上似乎會是缺乏的，就像一個面對滔天大罪卻毫不憤怒的人一樣。
康德對於美德非常理性化的描述，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層面，那就是，面對一個艱難決定時傾向感受到道德焦慮，是良好的道德品性的一個基本要素。它帶來了道德意識和關懷，而這兩個事物，是合乎道德的思想和行爲的核心元素。
我們已經聽到了支援道德焦慮的論述，那就是，這個情緒，能以獨特與重要的方式，影響我們道德上的思想和行爲。
然而，焦慮——不管是道德上或非道德上的焦慮——也會出差錯。我們在臨牀上看得到它的表現，如社交焦慮症及創傷後應激障礙，也會在健康的人被焦慮挫敗的情況裏頭看得到。這可能會令人顧慮，道德焦慮的價值，是否跟我描述的一樣。
對於這個論點，我有兩件事要說。第一，承認道德焦慮有時會造成問題——我們是應該這麼承認——不會使焦慮大致上是一個有意的情緒的聲稱被削弱了。在這方面，道德焦慮的情況，跟恐懼或憤怒沒兩樣：擁有這些情緒，有它們的好處，儘管它們有時候會令人遺憾地以恐懼症或狂怒的方式，將自己表達出來。不過，第二，基於道德焦慮有可能出差錯，它(像憤怒或恐懼一樣)，能夠在我們能培育的範圍之內變得更有價值。
重要的是，聲稱道德焦慮是一個要培育的情緒，不是在暗示我們應該想要更常或更強烈地經歷它，而是在說，我們應該學會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方式，感受道德焦慮。比方說，我們應該學會意識到，我們的不安，是因爲我們對於道德上是正確的事物是什麼而感到不確定(相比較於，例如，對於我們是否會被懲罰或羞辱而感到不確定)。
培養道德焦慮，也將會涉及發展出能力來適當地引導我們經歷的不安。
縱觀以上所述，焦慮的力量，一部分來自於它驅使我們做事的能力——做出幫助消除焦慮的事。但是，這麼做有各種各樣的方法。面對類似該怎麼處理母親的事這樣在道德上艱難的決定的時候，你可以單單服用鎮靜劑，或者試圖將決定推給一位親戚，來緩解你的焦慮。然而，這麼做，只不過是在迴避你的焦慮的源頭。適當地處理你的道德焦慮涉及的事，包括處理你對於滿足母親的需求與意願時的不確定感，以及抵抗單單迴避你面對的決定的傾向。
很明顯的，培養道德焦慮——學會在正確的時候感受它，以及學會已正確的方式迴應它——是需要努力的。但你不會以爲做好人是易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