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講述了漢武帝劉徹54年的統治歷程。同時，漢武帝又是一個浪漫的詩人，一個癡情而多變的情種，他與阿嬌，李夫人，衛子夫之間的故事，小編整理了連續劇漢武大帝觀後感，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新年伊始，央視推出巨資打造的58集歷史劇《漢武大帝》，（以下簡稱《武》劇）爲表明不同於目前流行的戲說類歷史劇，片頭特別註明“根據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改編創作”，劇作者也說“歷史原來就是存在的，我們不是編造，只不過是在向觀衆報告我們尋找的結果而已”。
衆所周知，《史記》《漢書》不是小說，歷史事實改編了就不能算是歷史，戲劇可以憑空想象，歷史必須具備嚴謹的科學性，說“根據”就不能再“創作”，“改編創作”就不能說“根據”。該劇導演對媒體說要“普及中華民族古典的歷史文化知識”，“儘可能真實地反映出歷史的原貌”，（以上見《北京青年報》05年1月4日a22版）但《武》劇剛剛播出十幾集，劇情設計及佈景道具等就暴露出劇作者不瞭解漢代歷史、欠缺歷史學養造成的諸多硬傷，展現給觀衆的是劇作者本人臆想出的漢史，借劇中人物傳達的更不是司馬遷、班固兩位史學大師對景帝武帝朝歷史的認識與評價。劇作者甚至搞不清楚武帝劉徹名字中“徹”字的詞義，把徹底的徹與清澈的澈字詞義相混，解釋徹字意爲“清徹透明”，主流媒體出現如此低級錯誤，實在是讓中學語文教師們扼腕嘆息。該劇號稱“弘揚民族精神”，卻極力宣揚皇權至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糟粕和宮闈權術政治，把有着兩千年豐富法律制度組織內容的中國古代政治狀況簡單化、庸俗化。這種把戲劇和正史捆綁銷售的臆說歷史劇危害極大，戲說歷史，觀衆不會將戲劇當歷史看，而面對打着正史旗號卻混雜大量劇作者一己私見的臆說歷史劇，不具備專業知識的觀衆、尤其是青少年觀衆，會以爲劇作者展示給他們的就是中華民族真實的歷史，以爲中國古代國家的政治運作就是《武》劇表現的爾虞我詐、宮闈權術、皇權獨尊。作爲歷史教師，我們有責任告訴觀衆被《武》劇歪曲的漢代史的真相，特別是告訴青少年觀衆真正的中華民族精神和正確的歷史文化知識，防止青少年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產生誤解，防止民族虛無主義情緒，幫助他們瞭解中華民族優秀的史學傳統。
一、不懂傳統政治文化評價帝王善惡的標準，棄善揚惡
西漢文帝景帝統治時期被稱爲“文景之治”，《漢書》記載了許多景帝減輕人民賦稅負擔的政令，如將國家徵收的田租減少一半，民衆開始爲國家提供無償勞動的年齡從20歲提高到23歲，一生少服役三年。爲懲治迂腐，下令如官吏與下級的交往中有吃請不付錢、*買貴賣物品的行爲，一律按盜竊罪處罰，沒收非法所得，免職罷官。繼承文帝以來的輕刑政策，廢除酷刑“磔”，大赦刑徒，官吏判決刑事案件拿不準時必須上報復審，將用竹板打犯人的次數從五百下減爲二百下。提倡以農爲本，獎勵農業生產、推廣植樹。反對奢侈之風，禁止官吏僱人開採黃金珠玉。
劇作者不懂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評判君王善惡的標準，一方面稱讚景帝是“曠古罕見的明君”，卻根本不表現歷史上給予景帝很高評價的反腐倡廉、減輕民衆負擔和寬刑政策，反而着力在情節設計上表現景帝重用酷吏郅都，宮室輝煌壯麗，皇帝舉辦盛大酒宴，後宮嬪妃個個珠光寶氣，皇帝與宦官商談朝政，外戚干政等傳統政治文化否定的劣行。
《史記》說文帝身穿黑色粗繒，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推崇文帝的節儉，《武》劇中卻數次出現景帝后宮長長的衣裾由宮女舉着行走的場面。“羊車”在上古指由人擡的“祥車”，不常使用，廣爲人知的是歷史上批評晉武帝惡政的著名故事。晉武帝因後宮衆多，不知到哪兒過夜好，就坐上羊拉的車，羊拉到誰門前停下，就在那過夜。劇作者讓宦官問景帝是否坐羊車，把臭名昭著的驕奢淫逸故事放在景帝身上。在劇作者筆下，景帝活脫一個好色鄉下土財東，每天忙於處理家務事，到溫泉泡澡，妻妾爭寵、母子不和、兄弟鬩牆、疾病纏身，如此形象，不僅與《史》《漢》中對景帝的記載相距甚遠，更不符合傳統政治文化中“好皇帝”的標準。
二、不懂漢朝皇帝制度，混淆君臣身份，把政府文書作成舞臺道具
自秦朝以後，皇帝制度成爲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礎，劇作者對漢朝皇帝制度缺乏基本的瞭解，混淆皇帝與平民的本質性不同。封建社會裏皇帝名字那個字不能寫也不能念，必須換個相同意思的`字表示，叫“避諱”，如高祖名邦，碰到邦字就要換成國，劇作者不具備基礎的歷史知識，看到顏師古注《漢書》引了荀悅註文“諱徹之字曰通”，想當然臆說爲“命字曰通”，在兩千年後給武帝創作出個字。其實荀悅註文的意思是說，避諱“徹”這個字不能使用，碰到徹字就改成通。劇中宮女宦官大臣對皇子劉榮、樑王劉武等直呼其名，稱同姓諸侯爲劉姓諸侯，大臣在皇帝面前稱自己姓氏，皇帝車過鬧市民衆就在車邊走等情節都違反漢朝制度。
皇帝制度必須配合一系列具體的執政程序和機構，以保證皇帝政令能切實執行，最基本的有璽印、虎符、詔書制度。先說璽印，劇中景帝在周亞夫細柳營門前被守衛士兵攔住，景帝派晁錯拿着傳國璽去說明皇帝身份的情節不是史實。史書記載漢代皇帝有七枚璽印，一是劇中出現的傳國璽，原來是秦始皇的璽印，秦末起義時，劉邦率軍到霸上，秦子嬰投降，把始皇璽印獻給劉邦。高祖劉邦即位時曾把這顆璽印掛在身上，後來漢朝皇帝世代相傳，新皇帝在即位大典時佩帶，稱漢傳國璽。因爲印文不是漢皇帝刻的，在現實政治運作中並不使用。傳國璽平時由少府屬官符節令掌管，在皇宮中有兩名叫尚符璽郎的官吏專門負責保管，代表皇帝權力的節、右虎符也由他們掌管，絕不是劇作者臆想的那樣，皇帝象土財主一樣把傳國璽隨時揣在懷裏，走到哪兒帶到哪。史書記載漢朝皇帝在行政事務中使用的是六璽，分別刻着“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朝皇帝的用璽制度規定：一般的行政事務詔書蓋皇帝行璽；給諸侯王的詔書和發兵詔書蓋皇帝之璽；任命三公大臣蓋皇帝信璽。外交文書蓋天子行璽；給匈奴等周邊部族首領的詔書蓋天子之璽；徵發外國軍隊和祭祀天地鬼神蓋天子信璽。六璽都用白玉雕成，螭龍紐，用今甘肅武都產的紫色印泥蓋印，而不是劇中使用的紅色印泥。漢朝這套完整的用璽制度是爲了防止有人僞造詔書，保證皇帝詔書的真實性。劇作者不懂漢朝皇帝用璽的制度，劇中也不表現秦朝以後中國古代政府文書行政的高度制度化內涵，皇帝詔書都是一個模樣，又想當然把秦璽當作漢璽，紫泥變成朱泥。
劇中景帝派周亞夫帶兵討伐吳楚時，手裏拿着分成兩半的虎符，給了周亞夫一半，另一半留在自己手裏。虎符是皇帝把地方軍隊交給將領調動的憑證，在西安曾出土過兩件秦的錯金銅虎符，都是中分爲兩半，左右各有內容相同、用金絲嵌成的銘文，統一前鑄造的杜虎符銘文是：“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無會符，行也。”統一後鑄造的陽陵虎符銘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漢初景帝父親漢文帝也曾將虎符發給各地的郡太守。漢代“兵農合一”，士兵絕大部分是農民，平時生產，戰時由地方官按戶籍徵兵，皇帝從中央派將領到某地調兵時，就把嵌着該地地名的右邊一半交給將領，將領把右虎符拿給地方官，地方官把兩半合在一起，就是“會符”、也稱“合符”。只有當兩半虎符形狀一樣，銘文也一樣時，地方官才能在該地徵集士兵交給中央來的將領統領。劇中樑王從周亞夫手裏接過虎符時只說了一句“這個也給他？”沒有合符的動作，也沒有樑王把軍隊交給周亞夫的劇情，根本看不出虎符的作用。此外，有多少郡國，就有多少個虎符。周亞夫從關中（今陝西）一路到洛陽、又到前線，景帝交給他的虎符應該不止一個。劇中竇太后說虎符的另一半在北營中尉手裏，按照史書記載，長安城北駐紮的是北軍，由大將軍直接統領兵卒，領兵時用皇帝給的節，不另用虎符爲憑。
中國古代自戰國變法以後就建立了整套文書行政制度，政策法令和國家的行政命令都必須寫成檔案，有固定的形制，按照規定的程序層層下達到地方各級政府，政府所有的檔案都有專門機構管理，最後存檔保管。編劇只要讀一下《漢書》就會知道，漢代官方文書中官吏只稱名不稱姓，不是劇中表現的把自己的姓也寫上。漢代奏疏結尾稱“昧死”，而不是劇中的“謹奏”。《史》、《漢》記載的漢代皇帝詔書結尾是“制曰：可”，劇中卻是“欽此”。紙發明前漢代人在竹片、木片上寫字，根據書寫內容的不同，竹片、木片的長短也不同，一般是1釐米寬、23釐米長，即漢尺一尺長。皇帝詔書用一尺一寸長的簡，叫“尺一之詔”，長方形的木版叫牘，上計文書就寫在木牘上。《武》劇中所有的簡長短都一樣，不用木牘，竇嬰在編成冊的數片簡上寫一個字，都不合漢制。劇中皇帝詔書寫在黃地紅邊的兩色絲綢上，更是近乎舞臺戲中的道具，不是史實。漢朝任用官吏有規定的上報批准程序，必須有各級政府、丞相府簽署的任命檔案，皇帝任命官吏有詔書，編劇把漢代任命官吏的嚴格程序設計成景帝當面口頭提拔李廣爲驍騎都尉，對衛綰說，“他（武帝）叫你老師，你就是太子太傅了”，這都是戲劇中常見的情節，不是漢代歷史。
三、 不懂漢代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望文生義，劇中人屢屢犯法
上計是漢代地方郡守每年一次向皇帝報告自己管轄區內的土地畝數、男女分別統計的人口數、賦稅收入與支出、刑獄、水旱蝗災等情況的彙報制度，上計是上報計簿的簡稱，計簿就是帳本。劇作者看到史書中有上計，就設計了長公主求見景帝，宦官春陀回答說皇帝在御書房看上計，不許任何人進去的情節，顯然編劇把制度名稱當具體名詞了，正確的說法應是看計簿。漢代地方郡守每年都上報計簿，朝廷據此瞭解地方治理的情況，在全國排列順序，排在前邊的表揚升官、政績排在後幾名的降職免官。全國有數十個郡國，先是與本地前些年的數字比較，再排列全國各郡的政績順序，這種統計數字的事務性工作皇帝無法一個人關在御書房裏獨自完成，因爲最後要公佈結果，也沒有對臣下保密的必要。史實是漢代郡國上報的計簿分別交到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由小吏整理計算出結果後上報皇帝，據此獎懲地方官。
《史記》記載晁錯“衣朝衣斬東市”，司馬遷強調這一細節是隱晦地批評景帝在七國之亂爆發時未經正式的司法審判程序，在本人毫不知情還穿着官服時，匆匆忙忙把他騙到長安城的東市場立即處死了晁錯。漢代對中央官吏執行砍頭判決程序是先由官吏劾奏、下吏，即拘押，詣廷尉、即正式逮捕，嫌犯入獄後穿赭色囚服、手腳戴刑具，對獄，即審訊，最後判決罪名、執行砍頭。編劇不懂《史記》原文是批評景帝，設計了使者到吳楚軍前線傳遞晁錯“衣朝衣斬東市”的消息，劇作者一面在劇中說“衣朝衣”，又設計了景帝在晁錯臨刑前與他見面喝酒，有廷尉判決，晁錯死前還脫去朝服改穿白衣的情節。
《漢書》記載御史大夫晁錯控告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舍，請誅之”。劇作者看到“私*”，想當然從字面理解爲”，劇中給楚王戊定的罪名是“私*{*}{*}{*}{*}”。其實漢王朝不禁止男女貴族隨意與人同居，男性貴族家裏有多少歌伎女僕也不犯法，歷朝歷代從來沒有把“私*{*}{*}{*}{*}”的人判處砍頭的法律。晁錯起訴楚王戊要求朝廷處死他的罪名是“不孝”，漢王朝“以孝治天下”，如果子女在爲親生父母服喪期間有性行爲，就是犯了“不孝”罪，漢律規定：“不孝者棄市”，晁錯告楚王戊“私*舍”，是說他在薄太后死而未葬的服喪期內、穿着喪服就在孝棚裏與人發生性行爲，是想借“不孝”的罪名將他處死。但漢律規定處罰*罪必須是當場“按之校上”，就是今日民間說的“捉*捉雙”，薄太后已經死了一年多，當時也沒有人曾經現場捉住楚王戊，所以晁錯說他“私*”的意思是私下與人發生了性行爲卻未被抓獲。按《漢律》來說，這項控罪並不能成立，第一、薄太后不是楚王戊的生母，只是他的伯祖母。第二、不是當場抓獲，也沒有任何證據。景帝覺得此案真要以“不孝”罪處罰難以服衆，所以含含糊糊地下了道赦令，只削了楚王戊的東海郡。後來吳王的中大夫應高對膠西王說景帝“任用邪臣，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指的就是這類事。
《漢書》記載景帝5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劇作者以爲公主就是景帝女，而平陽與隆慮的事蹟在景帝5年後都有記載，想當然把王美人三個女兒中的南宮當成嫁給匈奴的那個公主。其實南宮事蹟附在《漢書.文帝功臣表》其夫名下，她嫁給了漢朝的芒侯申，在和親匈奴事件之後又過了27年，因丈夫對她“不敬”，二人分手。劇中旁白說景帝“不得不讓南宮公主嫁給匈奴大單于，換來近十年的和平局面”，又說景帝是唯一把女兒送去和親的皇帝，劇作者自己感動得不得了，其實都是劇作者讀不懂史書得出的錯誤結論。歷史上沒有一個漢朝皇帝將親生女兒嫁給匈奴，被派遣和親的都是與皇帝關係疏遠的宗室女，就是劉姓諸侯王的女兒翁主，史書中直接以父王國名或女子名字稱呼，武帝把江都王劉建的女兒細君嫁給烏孫王昆莫，稱江都公主、細君公主，又把楚王戊的女兒解憂再嫁烏孫王，稱楚公主解憂、解憂公主。顯然劇作者不知道漢朝公主封號是所封地的縣名，如武帝姊平陽公主封地在今山西臨汾西南，南宮公主封地在今河北南宮縣，隆慮公主封地在今河南林縣，想當然接着隆慮編造了一個史書中沒有的“假公主”隆慶，這一創作就出了兩處錯誤：一是分不清和親的公主其實是低一等的翁主，二是漢代沒有隆慶這個縣名。
劇作者不瞭解漢朝的法律令，《武》劇中許多情節設計違法。《漢律》禁止賭博錢財，參賭和設賭的人都要被奪去一級爵位，並處罰守衛邊境兩年。劇中竇太后爲前方籌款，坐莊與後宮夫人們賭博，田 `在蹋鞠球場公開下注賭博等情節均是違法行爲。劇作者改編《史記.貨殖列傳》中長安“子錢家”無鹽氏在吳楚叛亂時放貸一夜暴富的故事，把借錢一方由出征打仗的列侯改成了國家貼告示向民衆借金谷，“取倍爲息”，把放債的無鹽氏改成郎官田 `向商人借金，再貸給國家發了大財。這一改一編就不是漢代歷史了，漢朝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是晁錯提出的入粟拜爵，民衆用糧食換爵位，因爲爵位由國家掌握，要多少有多少。漢代法律禁止六百石以上官吏和在皇帝身邊服務的官吏放債生息謀利，一經發現就免職。劇中王美人告訴慄妃自己作郎官的弟弟放貸，等於告訴別人自家親屬犯法。漢朝爲維護社會治安，法令規定“不得夜行”，禁止所有人夜間外出行走，劇中晁錯父親夜晚在橋上走，樑王夜晚趕路等情節都屬違法行爲。漢代國家十分注意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法令《四時月令》規定，從春季到農曆的11月底禁止捕魚，劇中竇嬰閒居家中在夏季用竹竿插魚，也屬違法。
後宮嬪妃都相鄰而居，宮闈禁地男性不得隨意出入，劇中陪武帝讀書的韓嫣，《史記》記載武帝特許他可以隨意出入後宮永巷，後來“以*聞”，被王太后下令處死。劇中王美人異父弟田 `多次出入後宮，慄妃與竇嬰單獨見面商量事情等都是犯大罪之舉，媒婆進後宮賣珠寶也不可能，更不會有朝廷官吏闖進王皇后寢宮向景帝報告的事情。皇后是後宮嬪妃之首，也出席國家重大典禮，但制度規定皇后的權力只在後宮，不能隨意出宮，不能到皇帝辦公地點、更不能離開皇宮到官員的辦公地點去直接與官吏交涉。劇中王皇后到中尉府監獄探望慄妃、向郅都要劉榮的遺囑等情節在中國古代社會絕不會發生，而且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認爲后妃干政“吹枕邊風”是朝政敗壞的表現，《武》劇爲吹捧武帝母親王皇后，編造了許多她參與朝政的情節，恰恰是傳統政治文化嚴厲批評的惡劣現象。如果皇帝幼小，太后可與小皇帝一起臨朝，但劇中景帝早已成年，編劇安排竇太后親臨朝廷干涉朝政，在衆官員面前逼迫景帝，又代替景帝當場批准官員上奏誅殺晁錯，在漢朝制度下都不可能發生，竇太后干涉朝政只能在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