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三九趙新先引退之後，7月8日，一代梟雄倪潤峯以默許的方式接受了當地政府對其的免職令，徹底退出了長虹的歷史舞臺，功過任人評定。而一年前的7月7日，合肥市的一紙“公文”也同樣免去了該市兩大家電企業巨頭>美菱和榮事達的創業企業家張巨聲和陳榮珍的職位。比倪潤峯略有優越的是，張巨聲和陳榮珍除了獲得“顧問”頭銜以外，據說地方政府還承諾各獎勵100萬元。再前面，康佳總裁陳偉榮悄然退場，新飛劉炳銀則“累死工作臺”上。一個個創業企業家都以落寞的方式告別了自己一手培養的企業，退出舞臺。再後面還會是誰呢？海爾張瑞敏？海信周厚健？創業企業家已經不多了。
創業企業家的侷限性
縱觀創業企業家所在企業成長的歷史，無不得益於企業創業者們當年銳利的眼光以及敢於冒險的精神。憑着一個機會和先發優勢，加之短缺經濟的時代推力，創業者們大獲成功。然而，在商品供過於求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在世界經濟逐步一體化、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下，這些創業企業家們因知識結構、意識形態、思維模式和個人精力等已經不能適應企業進一步發展而呈現出“落伍”的疲態―――所在企業連年業績下滑是最好的佐證。中國企業的成長大致經歷了“作坊式企業―――小企業―――規模化企業―――公衆企業”四個階段。到了規模化階段後，企業的管理和經營，已經不再是依靠簡簡單單的“點子”、“投機”和“英雄”，需要的是企業治理結構的合理化和企業制度的規範化，“強人經濟”已經解決不了問題。當企業呈現衰敗跡象的時候，創業者企業家們出局了。
企業是一個贏利組織，而能夠爲企業帶來贏利能力的，一個是經營決策的能力，一個是生產的組織協調能力，兩者是資源投入企業獲得增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實此種能力歸根結底則是企業家的能力。當公有制企業的企業家們達不到企業所需求的決策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不能夠爲企業帶來更大的發展和贏利空間，況且更多的是停滯不前，甚至衰敗的時候，比如長虹由電子行業的龍頭企業衰退到勉強維持在第10名，榮事達和美菱銷售業績連年維持在20億元之內，裹足不前，新飛偏於一隅乏善可陳的時候，公有制的代言人則對創業型企業家的才能採取了“用腳投票”，即對企業家才能的“賣出”。政府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爲了選擇更優的`企業家才能，改變企業的效率和贏利能力。說白了，公有制企業的創業企業家也同樣是“打工”的，當不能爲企業創造利益最大化，甚至阻礙利益最大化的時候，被強行“賣出”是必然結果。
同時，我們也發現，多數國有企業由於所有權的“缺位”，常常是被創業者或者企業家等“內部人控制”，這些“內部控制人”爲了掩蓋其攫取行爲的合法性，會常常採用一些“非效率”的方法和手段。此種攫取會導致更多人的攫取，從而增加壟斷，導致可攫取的“租金”被非生產性的用途耗散。這也就是爲什麼當初科龍這樣一個被香港基金經理認爲最優秀的企業最終會出現那麼大的財務黑洞的原因。
對企業家能力的“買賣”
面對企業家隊伍的落伍和企業“內部人控制”現象，企業所屬的政府則採取了“非常”的手段，希冀起到“刮骨療毒”之效。一是直接更換以創業企業家爲目標的領導班子，重新委派新的企業領導人，並希望藉此斬斷一些裙帶關係，推進企業產權和管理制度改革，促進企業發展。榮事達、美菱、長虹是典型的代表。二是政府透過資本市場對企業加以重組，引進具有明確產權的企業家才能，改變這種低效率經濟組織。例如科龍股份、美菱股份、小天鵝集團被民營企業收購。投資者買賣這些企業實際上買賣的是企業的贏利能力，這些贏利能力則更多的是來自與企業家的能力，國有股份的所有者實際上就是透過資本市場來尋求能夠給企業帶來更大贏利能力和改善效率的方式。無論更換企業家還是透過資本市場重組，實際上都是政府爲了改變企業的低效率，對舊企業家才能的“賣出”，對新的企業家才能的“買進”。
當然，並非所有國企改革都是晦暗的，創業企業家當中也存在不少流光溢彩者。TCL李*生因集團改制上市持股，身價倍增至12億元，美的何享健、四通段永基MBO，聯想柳傳志亦功名流傳，等等。在這些企業的改革過程中，無不承認了在公有制企業裏面的人力資本的價值，使企業家的能力和激情得到充分的發揮，改善了企業的低效率，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企業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企業保值增值，讓企業家們分享到了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公有制的代言人充當的是對企業家才能的“舉起手的贊同和支援”，是國有股份的代言人對企業家才能的“買進”，承認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從而完成了經營管理層的激勵機制，使企業股權多元化與明晰化。
從這些意義上看，中國家電業產權的改革目的實際上就是提高企業效率，改革的實質就是資本所有者買賣企業的贏利能力，而這種贏利能力歸根結底是在買賣企業家的能力，讓企業家價值得以迴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