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發表《幸福“演義”》，報道了央視“你幸福嗎”事件的來龍去脈
第一次抵達梅地亞大樓央視新聞中心地方部辦公室時，“你幸福嗎”幕後策劃張宇珺和她的兩個同事正在接受另外一家雜誌的採訪。桌子上放着橘子瓜子，氣氛輕鬆。這個辦公室估計從沒這麼熱鬧過。
張宇珺的這個部門已經承擔“走基層”節目製作有一年多，卻因爲“你幸福嗎”驟然走紅，讓這些幕後人員也有些措手不及。
做節目的大多是年輕人，他們和記者一樣，也對這次事件感到饒有興趣，甚至疑惑，“我姓王，我姓李，我姓張的很多，不知道怎麼，姓曾的就火了。”
並非一場“荒誕秀”
成都市漿洗街，攤販雲集，央視記者姚華走到一個小販面前，伸出話筒，用普通話問了一句：“你幸福嗎?”小販一呆，大喊一聲：“城管來了!”漿洗街頓時炸了窩。
“你幸福嗎”在網絡上走紅，伴隨的是各種諷刺、調侃和質疑。我也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看段子，在網上看視頻合集，第一反應也是笑，感覺很歡樂。第二反應是，央視怎麼了?
經過一番“拷問”，我發現事件的幕後炮製者們也在納悶。這間平常中規中矩的小辦公室，長期以來負責製作各種“走基層”節目。
“走基層”是什麼節目形式?也沒人說得清楚，常規還是講述一個個基層小人物的感人故事，穿插在央視新聞頻道的日常新聞節目裏。這種節目可以說是“毫無存在感”。
在幾天的採訪轟炸中，張宇珺他們慢慢總結出一些“節目火了”的原因：節目形式新鮮啊，拍攝時保留了反應前後的閒筆啊，更重要的是，回答問題的人都不是提前找好的，鏡頭記錄下他們的第一反應，不管是驚訝、牴觸，還是笑個不停，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真實呈現。
而當這種未經加工、甚至帶着調侃味兒的反應被呈現在《新聞聯播》這一平日裏無比莊重的節目上時，就像平靜的湖水上被丟了一顆大石子。
網絡上的暴風驟雨，和實際生活中的堅韌承受，也許正是很多中國人的兩面。
成都市漿洗街，攤販雲集，央視記者姚華走到一個小販面前，伸出話筒，用普通話問了一句：“你幸福嗎?”小販一呆，大喊一聲：“城管來了!”漿洗街頓時炸了窩，所有小販一路狂奔一路大聲轉告。姚華與攝像扛着機器猛追，氣喘吁吁解釋：“哎，我不是城管，我只是想問問你們幸福嗎?”……
這個頗像周星馳電影喜劇片段的場景也發生在“你幸福嗎”調查過程中，這類中國社會中隨處可見的黑色幽默，“歡樂”之餘更多無奈。
“你幸福嗎”事件，像是一次從策劃到演出都懵懂荒誕的生活秀，其實不是。
隱祕話題的“幸福”
“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發現讓你意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們想要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問題的狀態和場景。”
說起節目的緣起，其實一點兒都不傳奇。
今年的國慶節前連着中秋節，央視地方部也想製作一組不同往日的假日特別節目。新聞中心副主任楊華拿了兩個片子過來，說可以借鑑一下，是《紀事》的2004年、2005年的兩個片子《你想要什麼》和《幸福在哪裏》。一看，“原生態”的“海採”，挺有新意!那就試試吧。
9月20日，張宇珺先找了一些地方站的記者出去採訪時順便幫忙拍幾段，看看效果。第一批迴來的素材讓人大失所望：記者還是端着架子，或者把片子“剪得太乾淨”，完全不符合預期。
於是再發回去重拍，要求每個記者領會《你想要什麼》和《幸福在哪裏》的精神，“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發現讓你意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們想要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問題的狀態和場景。”
怕“腦殘”等字眼太刺激，剛開始向這些記者編輯們提問的時候，我還小心翼翼。嗑着瓜子兒喝着茶水，聊了一個多小時後，大家還都是笑嘻嘻的，有的人甚至笑紅了臉。而我一問他們，“你幸福嗎?”幾位不是低下頭剝橘子，就是直襬手說忙得沒想過。
同樣，一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也會連忙顧左右而言他。“幸福”，在羞於表達情感的中國人眼中，仍然是個隱祕的話題。在每天粗線條的奔波中，誰好意思問自己幸不幸福呢?
但這個問題被“官媒”問起來，竟一石激起千層浪。不過，與網絡上的爆發不同，實地拍攝的記者們並沒有遭遇過多火藥味強烈的“吐槽”。
拍攝“接受你採訪，隊被人插了”的插隊哥的，是一個叫謝巖鵬的年輕河南記者。他拍了上百個人，自己也感受頗深，深情總結“小的時候覺得幸福很簡單，長大了覺得簡單很幸福”。
讓拍攝“我姓曾”的曾哥的女記者詹晨林最感動的，其實是地鐵施工現場，講述自己從三峽庫區移民、下崗、出來打工歷程的建築工人。
時代的個體命運
儘管人們無法精確描述他們想要什麼，他們不相信他們可以夢想成真，但這些人應該活在一個富足、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有權利去決定一些事情，可以擔負起責任來。
2012年，央視的'“你幸福嗎”調查創意，來自央視《紀事》欄目程勇2004年、2005年創作的兩部紀錄片《你想要什麼》和《幸福在哪裏》。走上街頭，在城市十字路口、鄉村婚禮現場、開往新疆幸福灘的大巴上，突然向一個個中國人發問，“你想要什麼”，“你幸福嗎”。
而這個創意，更遠一點，來自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攝於1979年的實驗短片《談話頭》。
《談話頭》像一盞啓明燈。
2003年，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說》中，《談話頭》的幾個片段一下子就抓住了程勇的心。當時，還在《紀事》欄目做編導的程勇已經不滿足於製作一個個的小故事，他想拍出更深刻的紀錄片，更能關注這個時代的普遍問題和人們的精神狀態的片子。
2004年底，冬天，程勇開始發動幾路編導拍攝《幸福在哪裏》，他想要透過“幸福”這一載體，去叩問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當時也有很多“神回覆”，回來看素材，辦公室裏，大家的第一反應也是笑。
當時的製片人陳虻一句話制止了笑聲：“你們笑什麼?這些人爲什麼會這麼說?是因爲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這個問題，他們也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這次採訪，讓我認識了一個帥老頭，基耶斯洛夫斯基，當然，是透過他的紀錄片和有關他的傳記片。2012年中國媒介引發的這次事件的緣起，說得遠點，祖師爺就是這位波蘭老爺子。
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拍《維羅妮卡的雙重生活》和《紅白藍》三部曲的那個，他是波蘭二戰後第一批著名影人。很多人不知道，在故事片之前，早期的他拍了不少實驗性的紀錄片，包括從洛茲電影學院畢業時的畢業作品《洛茲小鎮》和1980年完成的《談話頭》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波蘭一片蕭條，經濟積重難返，政治氛圍壓抑，基耶斯洛夫斯基將鏡頭對準了他所生活的小鎮，小鎮上疲憊、空虛、迷茫的一張張臉。他希望以紀錄片爲武器，記錄下這個時代的個體的掙扎。
《談話頭》是25分鐘的黑白紀實片，有鄭重的音樂和嚴肅卻詩意的氛圍。我驚訝的是鏡頭前的波蘭人的回答，想要民主和自由，想要生活在真實中，想要世界和平，想要波蘭和世界人民免受屈辱，只有酗酒的工程師纔會說：我很好，我什麼都不需要。大多數的回答都顯得格外勇敢、理想主義，鏡頭前的人們表情真誠甚至莊重，與我們的形成反差。
“那是1979年，我相信，出現在電影中的40個人的表情，可以描繪出一個時代人的普遍心理狀況。儘管人們無法精確描述他們想要什麼，他們不相信他們可以夢想成真，但這些人應該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權利去決定一些事情，可以擔負起責任來。”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