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人物故事1
1836年，也就是清道光十六年，去京城參加會試的曾國藩，又一次落第了。生性沉穩的他，並沒有因此意志消沉，只是感覺自己做得還不夠好，需要加倍努力。他剛過26歲，以後的機會還多着呢。
會試榜單公佈以後，曾國藩就平靜地收拾行李，坐京杭大運河上的運糧船，啓程返鄉了。走到南京的時候，糧船停留補給，曾國藩走到南京街頭逛書市。他走進一間書店，就看見赫然排列半面牆的“二十三史”，從《史記》《漢書》一直到《明史》，很全很齊備，這讓愛書如命的曾國藩怦然心動。平時，由於要應考，看書自然以《四書》《五經》爲主，閒暇時，他也看歷代史書、唐詩宋詞以及名家散文。
“二十三史”可是需要幾百兩銀子才能買到的。別說是印刷業還不太發達的古代，即便是現在，要買齊這二十三部史書，也得花不少錢。想起自己囊中羞澀，這令曾國藩很是爲難。一番糾結之後，他便提着行李去了當鋪，把自己在北京時禦寒的棉衣，全部給當掉了，換來幾百兩銀子，把“二十三史”全部購齊，末了，這些古籍竟裝了滿滿幾大箱。
對於這件事，曾國藩有自己的想法。反正回到老家湖南，這些棉衣用不着了，還不如換點更加有用的東西。不過，以後進京趕考，又得添置新棉衣了。曾國藩沉浸在遨遊知識海洋的喜悅中，對此，也沒有多想。
回家以後，父親曾麟書看到曾國藩一箱一箱的古籍圖書往家運，又聽曾國藩訴說事情原委，他並沒有責備兒子，反而鼓勵他這種做法。他對曾國藩說：“你典當棉衣買書，我自然很支援，我會借錢去把衣服贖回來。不過，這些書既然買了，希望你用心研讀，不要把這筆財富白白浪費掉。”聽了父親的話，曾國藩淚如泉涌。
對於屢試不第的曾麟書而言，中舉做官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不過，他把這種傷痛，轉化爲培養幾個孩子成才的動力，尤其在對老大曾國藩的教育上，更是不遺餘力。曾國藩自幼便跟隨父親唸書，可曾麟書自知天分不高，沒有什麼心得捷徑供曾國藩參考，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辦法，那就是不停地督促。從早到晚，他只要一有空，就加以考驗，要求曾國藩一字不落，將所學知識背出來。這樣一來，曾國藩慢慢就練就了紮實的功底，往往能舉一反三。
經過兩年刻苦努力，再加上曾國藩對史書的悉心研讀，1838年，曾國藩再次應考，順利高中進士，併入選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內則大學士、尚書、侍郎，外則部督、巡撫，進了翰林院，可謂是“一步登天”。這時，曾國藩剛剛28歲。
不過，曾國藩深知，爲給自己贖回棉衣，湊足考試用的盤纏，家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們東家借，西家求，該跪的人跪了，該拜的人拜了，最後，終於給曾國藩湊齊了三十三吊錢。一路上，雖然省吃儉用，可開銷仍然很大，到了京城之後，曾國藩手上就只有三吊錢了。對他來說，這次應試，無疑是孤注一擲。幸好，曾家所有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培育出了精通文史、勤於國政的一代名臣。
勵志人物故事2
《車胤囊螢照讀》
車胤，字武子，晉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從小家裏家徒四壁，但讀書卻無比用功，車胤囊螢照讀的故事，在歷史上被傳爲美談，鼓勵着後世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囊螢照讀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從我們要給大家講的這個有趣的故事，你必定會明確。
勵志人物故事3
時至今日，成龍不光是功夫巨星，也是慈善明星。
有人問他，藝人做慈善是不是爲了作秀，有沒有假的？很尖銳的問題，成龍答得更乾脆：“有！我就是從假的做起的。”坦誠得讓人吃驚。
成龍剛出道時，給別人做武打替身，高風險低收入，還被人瞧不起。忽然一朝成名，片酬從3000元猛漲到480萬，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一夜暴富”。幸福來得太快，那時他才二十出頭，以前過慣了窮日子，一下子有了這麼多錢，都不知道該怎麼花。他一口氣買了七塊不同品牌的世界名錶，一個星期有七天，正好每天換一塊。然後，他天天呼朋喚友，喝酒唱歌，挖空心思向別人炫富。
名氣越來越大，很快有人邀請他參加公益慈善活動。他說，我不去，沒時間。的確沒時間，他白天要拍電影，晚上要喝酒跳舞，自己都忙不過來，哪有閒工夫管別人的事。人說，我們都安排好了，不要你做什麼，只要你去就行，就一天時間，而且對你的形象和電影都有幫助。好說歹說，他總算勉強答應了。
那天的活動是看望殘障兒童，看到成龍出現在眼前，孩子們都高興極了，大聲喊着他的名字。
助理告訴孩子們：“成龍大哥工作很忙，但是每天都在想着你們，他昨天晚上沒睡覺，今天就抽空看你們來了。”別人把他捧得越高，成龍就越心虛，他本來是不願來的，昨晚沒睡覺其實是在舞廳過夜。“成龍大哥還給你們帶了禮物呢。”孩子們立刻歡呼雀躍，成龍卻傻了，都是別人事先安排好的，他根本沒想過要帶禮物，甚至不知道禮盒裏裝的是什麼。
每個孩子都得到了禮物，一一上來跟他說“謝謝”！看到那一張張稚嫩而又純真的笑臉，他忽然感到無地自容，自己明明欺騙了這些孩子，換來的卻是最真誠的回報。他不敢暴露心思，只好把假戲繼續演下去，裝着表情自然的樣子，接受孩子們的道謝。
“你想我那時有多壞！”許多年後，成龍這樣解剖自己。
那天臨別之時，一個孩子拉着他的手問：“成龍大哥，明年你還來嗎？”他說，我來。第二年，他帶上了精心準備的禮物，如約而至，欠了一年的心債總算了償。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每次都有嶄新的體會，成龍就這樣走上了慈善道路。當他第一次很不情願地參加慈善活動時，本以爲是一場很快就會結束的作秀，沒想到竟成了一生的事業。
這些事，他自己不說，永遠沒人知道。說出來，我們對他的敬佩有增無減。
《資治通鑑》記魏國國君安王問孔斌，誰是天下高士？孔斌說，世上沒有這種人，如果說可以有次一等的，那麼這個人就是魯仲連了。安王卻不贊同，說魯仲連是強迫自己這樣做的，而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孔斌的回答很經典：“作之不止，乃成君子。”管他真心還是假意，只要這個人不停地強迫自己做好事，慢慢地習慣成自然，到最後弄假成真，就成了真正的君子。
孔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人有時會誤入歧途，也可以走入善途。做一件善事，不見得非要有多麼高尚的動機，哪怕是作秀，那也是善良的秀。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只要你去做，就比那些袖手旁觀說風涼話的人高尚得多。
成龍說：“在我做慈善的過程中，一些人也慢慢教會了我如何做人。”好人不是聖人，也會不斷地成長，需要自我完善的過程。對他們多一些寬容和鼓勵，少一些苛責，這樣好人才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給別人一個做好人的機會，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功德無量。
勵志人物故事4
1931年夏，吳伯簫從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後來到當時的國立青島大學（1932年9月“國立青島大學”更名爲“國立山東大學”），在校長辦公室當了一名事務員。1935年，吳伯簫離開青島，先後到濟南和萊陽任教，暑假期間回到青島，與老舍、王統照、洪深、臧克家、王亞平等創辦《避暑錄話》。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青島危在旦夕，王統照要離開青島去上海。吳伯簫當時正任萊陽鄉村師範學校的校長。他感覺打起仗來，自己會流落到什麼地方難以預料，便把自己大學畢業後6年來寫的文章，剪貼成冊，在他們分手前，就像“託孤”一樣交給了王統照。他激動地握着王統照的手，說：“你看有什麼地方可以印就印，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印，就存在你手裏吧。”當時吳伯簫對自己作品的出版，並沒有信心，所以連個書名也沒有起。
1938年4月，吳伯簫長途跋涉來到延安，投身革命，對於託付給王統照代爲保管的那個散文集子，他似乎早就忘到九霄雲外了。
1942年夏天，有人對吳伯簫說：“你的一本書出版了。”吳伯簫聽了一愣，心想：我會有什麼書出版呢？那人說：“上海一家雜誌上還登了別人爲你的書寫的序言。”那人還拿出那本雜誌給吳伯簫看，上面果然登着《羽書》的序言，作者是“韋佩”，可吳伯簫並不知道“韋佩”是誰。當他讀了序文的開頭：“伯簫此集存在我的亂紙堆裏已兩年半了……”這才恍然大悟，“韋佩”是自己的好朋友王統照。王統照以文章《羽書》篇名作爲書名，正好適應抗日戰爭初期的形勢。吳伯簫翻看着序文，爲作品的問世而激動，更爲朋友深厚的情誼而感動。
勵志人物故事5
1994年我結婚當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檳色花球拋給她，因爲我認爲她是最適合的人選，我想把這份喜氣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裏。
婚後不久和朋友在君悅酒店茶聚，接到她打來的電話，“你在哪兒？我想把花球拋給你的，你……”
我一連串說了一大堆，她只在電話那頭輕輕地笑，“我在清邁，我有一套紅寶石首飾送給你。”那是我和她最後的對白。
相知相惜深刻欣賞
1980年她在洛杉磯，我在三藩巿，她開車來看我，我們一起逛百貨公司，其實兩人也並不真想買東西。臨出店門，她要我等一下，原來她跑去買一瓶香水送給我。我們喝了杯飲料，她晚飯都不吃就趕着開車回去。那是我們第一次相約見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是我卻被她交我這個朋友所付出的誠意深深地打動。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祕，如果她不想被打擾，你是聯絡不到她的。我們互相欣賞。對她欣賞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別戀如果對象是她，我決不介意。
琢磨歌藝精益求精
記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來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閃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ARMANI吊帶短裙，頸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鏈。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禮服，雖然是一身黑，但服裝款式和布料層次分明。下襬是蕾絲打折裙，腰繫黑緞帶，特點是上身黑雪紡點綴着許多同色繡花小圓點，若隱若現的。最讓我驚訝的是，她信心十足地裏面什麼都不穿，我則整晚都沒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們走進餐廳，還沒坐定，就聽到背後盤子刀叉哐啷哐啷跌落一地的聲音，我想，這WAITER一定爲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惱萬分。她卻忍不住竊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們驚豔得碗盤都拿不穩了。”
有幾次在餐廳吃飯，聽到鋼琴師彈奏美妙的音樂，她會親自送上一杯香檳，讚美幾句。她對所有服務她的人都彬彬有禮，口袋裏總是裝滿一兩百法朗紙鈔，隨時做小費用，我看她給的次數太多，換一些五十的給她，她堅持不收。
有次在車上她拿出一盒卡帶（那時候還沒有盤片）放給我聽，裏面有她重新錄唱的三首成名曲，原來那段時間她在英國學聲樂，她很認真地跟我解釋如何運用舌頭和喉嚨的唱法令歌聲更圓潤。對於沒有音樂細胞的我，雖然聽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麼不同，但對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共遊巴黎永生難忘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飯，車子停在大廈的地下停車場，那裏空無一人，經過幾個迴廊，也冷冷清清。走出電梯進入她那坐落於巴黎高尚住宅區的公寓，一進門，大廳中間一張圓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盞水晶燈。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顧她的是一名中國女傭。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在巴黎有個小公寓，她在巴黎的這所公寓比我的夢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卻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們說了些什麼不太記得，只記得在巴黎消磨的快樂時光。
結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們一同回港，在機上我問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嗎？她說算命的說她命中註定要離鄉別井，這樣對她較好。
飛機緩緩地降落香港，我們的神經線也漸漸地開始繃緊，她提議我們分開來下機，我叫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頭條，報道她回港的消息。
夢中思人友誼長存
20xx年來臨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爲睡不着，開啟窗簾，窗外星斗滿天，拱照着蒙上一層薄霧的橙色月亮，詩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裏輕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離去，我悵然若失，總覺得我們的友誼還沒有結束。
這些年她經常在我夢裏出現，夢裏的她和現實的她一樣——謎一樣的女人。奇妙的是，在夢裏，世人都以爲她去了天國，唯獨我知道她還在人間。
勵志人物故事6
蒲松齡住在蒲家莊。
蒲家莊就是一個莊，和北方的任何一個農莊沒什麼區別。雖然出過蒲松齡這樣一個大文豪，但似乎沒沾上文豪什麼光，莊戶人家世世代代還是過着種地打糧的日子，不像有些地方出了個名人，小貓小狗都以這名人的名字命名，子子孫孫都發著名人的財。若果真是那樣，那這條路該叫蒲公路，這煎餅可叫做鬆齡煎餅，這飯店可叫做聊齋飯店，喝一通留仙酒，揮一把劍臣扇，豈不可大造名人經濟？可這地方除了出一種柳泉啤酒，好像沒什麼拿老祖宗來做文章的。
事實上也沒什麼文章可做的。蒲松齡沒做過官，一輩子是個窮教書的，教書之餘寫點鬼呀神呀的東西，也就是現在二流三流寫點地攤文學的業餘作家之類，大概生前有過話：咱老蒲家世世代代讀書人，讀書人君子固窮，然而人不改其志，兒孫們給我記住了，我死了之後你們誰也不許拿我的名字做招牌，去發祖先的橫財！
實際上蒲松齡也不可能說過這樣的話，你蒲松齡是啥人？說出來不夠讓後代臉紅的，18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秀才，可秀才不做官呀，於是再去參加鄉試，想中舉人，想混個一官半職，可是一考二考就是考不中，一連考了8次，是著名的復讀研究生，吳敬梓的《范進中舉》，是不是以他爲原型？故居里有明確記載的是兩次，那時候是科舉，要考八股文，八股文有嚴格的要求，蒲松齡寫着寫着不知怎麼多翻了一頁，留出一頁空白，不符合規格，被判爲零分卷；於是來年再考，誰知正當開考的時候，他犯了大病，真是天不助我也！老婆劉氏說：“算了吧，認命吧，咱天生就沒有那個做官的命！”
於是蒲松齡就認了命，捲了鋪蓋到了幾十裏外的畢家。畢家藏書萬卷，蒲松齡也就是在這裏飽讀了詩書，爲他以後的創作打下良好基礎。可蒲松齡有憂，恨老天無眼，讓他這個胸有大志之人，到頭來只能跑到人家家裏搞家教，做一個塾師，他對兒孫嘆道：“寧願三年不打糧，此生不當孩子王。”無奈啊！於是蒲松齡又捲了鋪蓋回家。回家幹啥？在滿井旁擺個茶攤賣茶。滿井就是柳泉，真是個好地方，柳樹堆煙，這滿井滿而自溢，使百棵柳樹更加蔥鬱。蒲松齡自然喜歡這片環境，鋪了一圈蒲團，誰來誰往這兒一坐，都不準走啊，喝我的茶分文不收，一人講一個故事。那山東農村的故事可真是多呀，都是傻光棍娶了一個白仙子之類，於是蒲松齡取得了狐仙鬼怪的大量素材，開始創作通俗文學了。“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然而是越寫越窮，寫了又不能發表，不像現在的暢銷書作家，一本書就可成爲百萬富翁，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一個字沒發表出去，他死過50年後才得以刻印出版，這時候蒲松齡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
蒲松齡真是窮呀，窮得就只聊齋那一間房。郭沫若說：“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可就是這“高人一等”的蒲松齡，是靠着畢老爺的贊助，纔有一方牀榻和一架掛衣帽的架子，至於他的臥室就更簡陋了，一張牀。妻子劉氏去世後，蒲松齡憂鬱成疾，在76歲那一年，倚窗而卒。
像這樣一個一生窮困潦倒的蒲松齡，有什麼可給後人做招牌的呢？
蒲松齡是不幸的，半輩謀取功名，可一生與功名無緣，到了71歲那一年，才援例得了貢生，是個老秀才；可蒲松齡又是幸運的，試想假如蒲松齡做了官，在吟出“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都遭砍頭的那個大興文字獄的清初社會裏，他糊里糊塗成爲統治階級刀下鬼也未可知，倒不如這樣清風朗月獨步其間來得自在。給後人留下一部《聊齋志異》，傳揚海內外，一生一世，有什麼能比這更幸福的呢？
窮人蒲松齡，窮得乾淨。
勵志人物故事7
一張條案告訴我：有的人一見他，你就會自卑；有的人一見他，你就會自傲。陳樂民叔叔和他夫人資中筠阿姨，每每見到，都讓我侷促不安，感到自己的矮小無知。
稱他們叔叔阿姨，我有些攀親附高，可和他們女兒陳豐友情篤甚，又覺稱其先生老師，似乎遠疏散淡，也就長期這樣攀着叫了。究竟起來，我算是陳豐的一個作者。她居法國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畢業之後，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項，是在出版社做中國文學叢書策劃。緣於彼此對文學的同道，終於成了可以遞心坦誠的朋友，也就有機會到她家裏充做客人，見到我仰慕已久的學者資中筠阿姨。
資阿姨的學識與氣度，常常對我有一種震懾之功，每次和她相處———儘管她總是和善地微笑，也讓我覺得在她的善良與笑容中，有着正氣之凜然，反倒比那種被權勢支撐的威嚴，更有某種力量和征服感。對於陳樂民叔叔，並未那麼具體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歐洲專家，英語、法語都極爲練精，關於歐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灑灑，約有十幾卷。還有，就是他在他家陝窄的客廳裏，坐在輪椅上，瘦削、潔淨、沉穩的面容，總讓人覺得，命運把一個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籠般的空間裏，似乎把一個可以在世界圖書館中奔跑跳躍的健將，鋸去雙腿後，讓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個書架下或者書堆邊。
第一次見他時，他的腎病已經相當嚴重，必須每週兩次頻繁往復於醫院透析。這樣十年之後，彷彿一個樂觀於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兒求得一些吝嗇的日月，藉以居室的視窗和陽臺上的日出日落，好和書籍、筆墨交流對話。史鐵生也是這樣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與存在。和史鐵生相處交流，讓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虛無。而陳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後，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鐵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陳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輕，孰多孰少，彷彿生硬地比論石頭和樹，誰長得更好，更爲有用一樣。
有一次，我陪陳叔叔去醫院透析，扶他上車、下車間，他望着北京崇文門那兒的樓廈變化，臉上平靜淡然，彷彿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說了一句悠長平靜的話：“變化這麼快，難說是好事壞事。”他的語調輕緩，近於自語，但從他的語句中，讓人體會到他對世事和世界綿長的擔憂。也就是那次透析，我與資阿姨約好，等大家合適的時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爲陳叔叔買一張他滿意的條案書桌。因爲，他們終於搬了家。
終於，她家兩三處的碎房兌換成了一套大舍。所謂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間臥室，一個大廳。這對中國最爲硬骨氣節的知識分子，終於有了相對寬敞的住處，有了他們各自的書房。
書房對於普通的讀書人，似與農民之於土地一樣。他們一生研究、著述、翻譯，家裏卻從來沒有過寬敞高大的書架；一生思考這個世界的境遇，卻永遠都在擁擠屈身的斗室之間。現在，他們各自有了自己的書房。尤其那個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廳，雖然擺上餐桌、沙發和一排書架之後，並未顯得寬敞到天南地北，但在那客廳，已難離輪椅的陳叔叔，卻也有了一條輪椅的通道。
大家爲這一處新居高興。爲書架、多寶格、電視櫃擺在那兒更爲節餘空間並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討論，併爲可以滿足各自一生並未顯得不可或缺、但卻一生都掛在心上的某種基本的願念而感謝世界。
資阿姨把她那總是處於角落的舊鋼琴處理加價，換了一臺新的鋼琴。陳叔叔希望能有一寬敞的寫字檯，讓他擺上同生命一樣珍貴的筆墨紙硯。而且對這寫字檯的要求，不是老闆桌的現代式樣，而是那種帶有傳統古舊氣息的書桌。
這樣，我們就相約去了趟高碑店的仿舊傢俱街。
那是十月的一天。一家挨一家仿舊的傢俱店鋪，似乎把時光拉回到了明清時期。我知道，陳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學者，對歐洲文化之通達，宛若一個人熟悉自己的指紋條理。可那天在明清古舊傢俱街上走轉時，他的神情一直興奮光彩，步履輕便，彷彿一個完全健康的老人。我們看書架，看書桌，算計新居空間的尺寸和傢俱大小的搭配吻合。整整在那條街上逛有兩三個小時，雖然最後終因他臥室的空間有限，沒有買到恰如其分的書桌，但把理想壓縮之後，還是看上了幾張可以取而代之的條案。且最爲重要的，不僅是條案桌子，而且還有資阿姨望着陳叔叔不常有的輕便腳步，有些激動地說道：“他已經好多年沒有這樣興奮過了，好多年沒有到外邊走過這麼多的路了。”
1958年的陳樂民和資中筠
那一天，我在陳叔叔的身後，就像一個不會寫作業的孩子，跟在一個並不教小學的大學者的後邊，雖不敢多問一句有關學問的問題，卻是體會了一個西學甚好的老人，爲什麼又那麼熱愛傳統，通達國學。爲什麼愛喝咖啡又酷愛書法、繪畫，可以把自己的餘生，放在國學及書法和國畫上去。
“治西學者不諳國學，則漂浮無根；治國學而不懂西學，則眼界不開。”這樣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怕是隻有他這樣東西達通的人，才能感悟和體味得到，才能寫出《文心文事》、《學海岸邊》、《臨窗碎墨》、《春泥集》、《陳樂民徜徉集》（三卷）等那些以西見認識中國，以國學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厚重的書籍。而如我這樣號稱爲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學識與對中國與世界的見解面前，只有羞愧和沉默。
就在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舊街之後，回到家裏，陳叔叔再次病倒了。爲了讓他從醫院出來，在新居家裏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儀的那張條案，資阿姨從往返家與醫院的空間，把看上的書架、飯桌等舊式傢俱，都儘快地運回擺好。自然，爲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悅，我們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條舊街，把反覆看過的那張棕色慄木條案，不由貴賤分說地買將回去，讓它在陳叔叔的臥室一側，得體安靜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病癒之後，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寫字、繪畫，記下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比較與思考。
條案如期所願地擺在了那兒，而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學者，卻再也沒有從醫院走出來。他既沒有在那條案上擺下硯臺，握着毛筆，寫一個書法漢字，也沒有在那條案上鋪開宣紙，創作一草半鳥，一隅詩界畫世，更沒有在那兒寫出一篇他滿腹中西經綸的思考文章。甚至說，他很快住進重症的監護室裏，就是親人也不能接觸言語，結果是，他連生前終於擁有了一張期待的條案也不曾知道。
20xx年的12月27日，陳叔叔默然地去了。
現在，在那張他生命的最後終於擁有的那張可以書寫、繪畫的條案上，擺了他的遺像、骨灰和筆墨。一個少有的西學專家，永遠地和中國傳統的條案相廝相守在了一起。他們每天都在以他們的清寂交流、對談着各自的命運，對西方、東方的認識與理解，思考着一個民族在世界中的擴展與扭曲，舒展與未來。而留在條案上和周圍空白、清寂的疼痛，則每天每時，都在言說、記錄着一代知識分子對世界認識、表達的渴望和無奈。
勵志人物故事8
《皇甫謐浪子回頭》
皇甫謐，魏、晉年間人，是西晉著名的學者和醫學家。皇甫謐小的時候玩劣異樣，被村莊裏的人稱爲小霸王，一次，他將同學受氣包家的棗樹的樹皮剷掉，使得棗樹枯敗，全村人看到他，都不理他了，在嬸嬸的教導下，皇甫謐終於浪子回首，成爲了一個有用的人。
勵志人物故事9
行進在冰原雪域40多年，踏遍祖國60多條冰川，視冰川凍土事業爲生命的“中國現代冰川之父”施雅風院士，2月13日在南京走完了他人生的93個春秋。
視甘肅爲第二故鄉的施雅風先生，因其對甘肅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所做出的開創性工作，20xx年獲得“甘肅省科技功臣”獎，成爲甘肅人民心中永遠的“明星”。
一
施雅風生於江蘇海門，1958年來到甘肅，先後任中科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等職務，是我國傑出的地理學家、冰川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現代冰川科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1958年6月，施雅風主持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隊。當年7月1日，他率隊在祁連山腹地柳條溝地區的托賴山脈，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點。這一天是黨的生日，他們把這條冰川命名爲“七一冰川”。這是中國人自己發現並命名的第一條冰川，是中國冰川科學的奠基石。
初戰告捷，施雅風又指揮考察隊兵分七路，考察了10個冰川分佈區，描繪和計算了冰川的形態和儲水量。在施雅風的主持下撰寫了考察報告。1959年初，《祁連山現代冰川考察報告》出版，這部43。6萬字的考察報告，是中國冰川學第一部區域性專著，成爲中國冰川學的一個里程碑。
1974年4月，施雅風帶隊前往巴基斯坦巴托拉冰川進行考察，爲恢復被山洪沖毀的中巴友誼路的通行，提供了科學數據。其創新的計算方法和準確的預報結果，在冰川學理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國冰川學家邁爾教授爲此中國冰川學者沒有利用計算機等先進設備，能作出如此精確的預報，是非常出色的成就。此次對巴托拉冰川問題的成功解決，成爲冰川學在應用領域中的典範。
1978年，施雅風組織中國冰川學家開始了中國冰川目錄的系統編制工作。經過24年的艱苦工作，完成了12卷23冊的鉅著《中國冰川目錄》，獲得了我國49206條冰川包括名稱、位置、長度、面積、儲量等30多項參數的系統資訊，從而使中國成爲世界各冰川大國中惟一全面完成冰川目錄的國家。
二
施雅風開創的我國寒區旱區科學研究始於甘肅，在惠及西部、產生國際影響的同時，也爲甘肅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生前說過：“我的大半生在甘肅度過，這裏養育了我，爲甘肅做點事是我的心願。”雖出生於江南水鄉，但自踏上甘肅土地的那一刻起，施雅風就做好了紮根第二故鄉的準備。
在施雅風的籌備下，1965年，我國第一個冰川研究單位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成立。
按照當時省委提出的“河東靠引洮，河西靠冰川”的思路，施雅風先後組織和領導了祁連山冰雪水資源利用、河西水土資源合理利用，以及甘肅工礦和交通泥石流防治等一系列具有開創性和基礎性的研究工作，不僅推動了我國寒區水文和乾旱區水資源學科的發展，而且爲甘肅泥石流災害防治和河西商品糧基地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
三
施雅風在學術上取得重要建樹的同時，還十分關注人才的選拔和培養。經他親自選拔和培養的著名科學家有工程院院士丁德文，中科院院士李吉均、程國棟、秦大河、姚檀棟等。他言傳身教，影響了幾代人的成長。如今在他的身後，羣山般屹立着數以百計的中堅力量，有的已兩鬢染風霜，而更多的年輕人已加入到這支隊伍，繼續傳遞着中國冰川事業的接力棒……
冰凍圈與全球變化研究室主任王寧練研究員說：“施先生嚴謹求實的工作作風，爲人正直的高貴品質，睿智而有遠見的科學目光，慈祥而樸實的人格魅力，是我們的財富，是我輩學習的光輝楷模。他是一位始終將生活高度融入自己熱愛事業的師者，是一位始終執著堅持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是一位傳遞優秀科學家品質的踐行者。”
施雅風先生的學生、中科院寒旱所冰芯室葉柏生研究員含着淚說：“去年夏天我去探望時，他還在家裏寫一個發言稿，說一定要來蘭州參加會議。年前在南京探望時他已經在重症監護室，沒想到這是見老師的最後一面……”
勵志人物故事10
某日，我開車拉着葛優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問葛優：“幹嗎去呀，葛爺？”葛優笑答：“拍戲呀。”熟人頓時面露驚愕，繼而豎拇指大讚：“葛爺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戲您還親自去呀？”葛優正背詞默戲無心閒扯，點頭堆笑匆匆道別。車開出很遠葛優才反應過來，對我說：“這是誇我嗎？廁所我都親自上，演戲我還不親自來？”
戲外的葛爺待人友善，懂事，通情達理，沒架子。這些都是值得稱讚之處。但最可愛之處還在於他的“小富即安”，不貪。一切榮譽在他看來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沒敢惦記。舉個例子。《大腕》拍完後，《紐約時報》的人想採訪他，葛爺推說有事一再謝絕。我們問他：“你有什麼事？”他說：“去大鐘寺給父母家的陽臺買塊地板革。”我們說：“這事我們幫你辦了，你還是接受人家的採訪，《紐約時報》的影響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對你在海外的發展非常有利。”葛爺說：“咳，我到海外發展什麼去呀？我連英語都不會說，我把中國的觀衆伺候好了就成了，讓他們省了這份心吧。”葛爺確實不貪，放在別人身上這叫目光短淺，而放到葛爺這兒就叫“知道自己幾斤幾兩”。恰恰就是這種不貪的心態，使他非常心平氣和，做起事情來就比較從容。對於葛爺來說，沒有什麼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待人接物也顯得自然大方，既不會被利益驅使過分地貼上去獻媚，也不可能因爲失算了，彼此見面連招呼都不打。
《編輯部的故事》播出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羣衆見到葛優都親熱地叫他“冬寶”，就像我的女兒永遠管趙薇叫“小燕子”。葛優也因爲在這部戲裏的精彩演出獲得了由觀衆投票產生的“金鷹獎”最佳男主角獎。
記得在紐約拍攝《北京人在紐約》時，有一個場景是在艾未未的家裏拍攝，那時紐約的華人里正在流行《編輯部的故事》。未未那裏也有一套，姜文發現後拍戲間隙拿出來觀看，輪到拍他的戲了，仍不肯放手，他說：“你要不讓我看完了，我心裏鬧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對我說：“李冬寶這個角色的確非葛爺莫屬。我要當評委，評最佳演員這項獎時，條件只有一個，就是看這個演員演出這個角色是不是別人無法替代的。什麼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屬。”
寫《編輯部的故事》之初，飾演李冬寶的人選在我腦子裏就只有一個人——葛優。劇本出來以後，按說作爲編劇我就算交差了，可當時的導演金炎打算從軍藝表演系物色飾演李冬寶的人選，聽到消息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碼也是文縐縐的那種。這和我們筆下的李冬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沒有人比葛優更適合這個人物了。我找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主任鄭曉龍，一方面希望正在籌備《皇城根兒》的導演趙寶剛能和金炎聯合執導，因爲寶剛是最瞭解我們創作意圖的人，也知道這齣戲裏的人物都應該是什麼“嘴臉”；另一方面我力主請葛優出演李冬寶。曉龍馬上就說：“必須這麼辦，你去找葛優吧。”
那時我和葛優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認識——只是因爲看了他在影片《頑主》裏的演出，頓時覺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優，王朔雖然也和他不熟，但畢竟有過幾面之交。那時王朔也真是好說話，叫他去他擡屁股就去了。撂現在，如果不是他親自導演的戲，讓他去登門請演員是難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個下午，我們按照王朔模糊的記憶摸到葛優住的那幢樓，到那兒才發現原來就在我曾經住過的樓的隔壁。因爲不知道具體門牌號碼，也沒有葛優的電話，在樓裏幾經打聽才找到他住的單元。敲門，沒人應，再敲門，鄰居家走出一位女士，是葛優媳婦的嫂子。問明來意後，嫂子告訴我們，葛優外出，估計快回來了。
我們回到樓下坐在我的摩托車上等，印象中後來還下起了小雨。大約等了一兩個小時，王朔指着遠處走來的一個人影說：“來了。”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葛優本人，他穿一件咖啡色的風衣，戴一頂帽子，看上去很瘦，所以顯得風衣特別肥大，走起路來“踢哩突嚕”。
見到葛優我就想笑，迫不及待地一個箭步迎上去。他認識王朔，王朔把我介紹給他。和在《頑主》裏的神色類似，現實中的葛優也不是不熱情，但顯得很謹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樣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臉的人，沒怎麼多說話。我急着要說明來意，他讓我們先等一下，在樓下的小鋪裏買了盒金橋牌香菸。
我們一起上樓，從等電梯到乘電梯到12樓，穿過漫長的走廊，來到葛優家坐定，我已經一口氣把來意說了個大概。之後，葛優表現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說：“我已經答應了張曉敏，上她的《大沖撞》，正好和你們的時間衝突了。”我問他：“你在那部片子裏演什麼角色？”
他說：“就演一個賓館的經理，小配角。”
我說：“那我們這齣戲請你演的是主角，一號人物，劇本就是照着你寫的。”
他想了想又說：“能不能兩部戲協調一下，都上。”
我說：“這不大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戲，你一走了，全劇組就得趴窩。”
他真的爲難了，說：“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應張曉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們的戲有意思，咱倆初次見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寫得錯不了，可那也不能因爲上一個戲得罪朋友啊。”
我趕緊說：“你對我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們的戲得罪張曉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戲得罪這撥朋友嗎？”
他忙說：“我也不願意得罪。”
我說：“那就好辦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權衡利弊吧，兩害相權取其輕。上張曉敏的戲，你得罪了我們，卻只演一個配角；上我們的戲，你得罪了張曉敏，演的卻是一個絕對的主角，而且保證戲一出來就‘炸’了。主意你自己拿，我們等你的信兒。”
事後，鄭曉龍開玩笑說：“他要不上咱們的戲，咱就封殺他。”
勵志人物故事11
《屈原洞中苦讀》
這個故事講述了，屈原小時侯不顧長輩的反對，不管颳風下雨，天寒地凍，躲到巖穴裏偷讀《詩經》。經由整整三年，他熟讀了《詩經》305篇，從這些民歌民謠中接收了豐盛的養分，終於成爲一位巨大詩人。
勵志人物故事12
巴金
巴金喜歡喝茶，卻沒有太多講究，家家戶戶都有的白瓷杯，就是他的茶具。泡的方法也簡單，和農夫村婦一樣，抓把茶葉，用開水一衝，味道自然也很一般。而且，巴金喜歡把茶葉順手丟在書櫃裏，這樣一來，茶水就有了油墨的味道，外人實在難以下嚥。
好友許四海是制壺大師，對喝茶很是講究，實在看不下去老舍這樣糟蹋茶葉。於是，他送了巴金一隻自制的仿曼生壺，還專程從家裏帶了一套紫砂茶具，爲巴金表演茶藝。還別說，制壺大師確實有一手，用特別的手法沖泡的茶，還未喝，香味已經在房間裏瀰漫，巴金喜不自禁，一邊喝一邊感嘆：“沒想到這茶還真聽許大師的話，說香就香了！”一口氣喝了好幾杯。
老舍
老舍認爲喝茶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他喜歡一邊喝茶一邊寫作，如果沒有茶，喝多少水都覺得不解渴。出國或外出體驗生活，都不忘隨身攜帶茶葉。
有一次，他到莫斯科開會，蘇聯人知道他的嗜好，特意爲他準備了一個熱水瓶。老舍頗爲開心，趕緊泡好一杯茶，準備慢慢品茗。沒想到，剛喝了幾口，一個不注意，服務員居然端起杯子給倒掉了，氣得老舍大發雷霆：“難道她不知道中國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其實，這還真不怪那服務員，這是東西方茶文化的不同，人家以爲老舍喝剩了，很體貼地倒掉呢。
後來，愛茶如命的老舍先生居然提出要戒茶，原因是物價高漲，“不管我願不願意，近來茶價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雞皮疙瘩。”糧食漲，茶也湊熱鬧，可見茶和糧食一樣重要，難怪老舍只是叫嚷一陣，並不見他真正戒茶。
郭沫若
郭沫若不僅喜歡飲茶，還擅長寫茶詩，題茶字，就連劇本里都少不了泡茶的情節，11歲就曾寫下“閒釣茶溪水，臨風誦我詩”的句子，可見對茶的喜愛是從小就培養的。
他到全國各地考察工作，都少不了品茶的環節，遇到好茶，他一開心，忍不住就題首詩寫個字什麼的，結果，這詩一寫就不得了，那茶從此就紅遍全國了。所以啊，給他封個“茶大使”一點都不爲過。
爲了傳播茶文化，郭沫若連劇本都不放過，借主人公的口，說出自己的泡茶心得：“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燒得很開，用那開水先把這茶杯茶壺燙它一遍，然後再把茶葉放進這壺裏面，要放大半壺光景。再用開水沖茶，衝得很滿，用蓋蓋上。這樣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開水從壺蓋上衝下去，把壺裏冒出的白泡沖掉。”真夠細緻的，簡直就是一部完整的百科全書。
林語堂
林語堂喜歡喝茶，而且不是一般的講究，首先得有志同道合的人做伴，一個人喝太無味，然後還得有個好的環境，不然，再好的茶也大打折扣。同伴還不能多，一兩個足夠，不然太吵，環境也得清靜幽雅才行。“如果此時身邊時而有兒童在旁哭鬧，或粗蠢婦人在旁大聲說話，或自命通人者在旁高談國是，即十分敗興，也正如在雨天或陰天去採茶一般的糟糕。”
有這般苛刻的要求，自然也會品出不一樣的味道來。林語堂確實品出了與衆不同的味道，最著名的就是“三泡”說：“茶在第二泡時最妙。第一泡譬如一個十二三歲的幼女，第二泡爲年齡恰當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則已是少婦了。”如此看來，“紅袖添香夜讀書”中的“紅袖”並不專指美人，也可以代表茶啊。
勵志人物故事13
陳之藩撰文《在春風裏》，卒章顯志：“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風”特指胡適，這樣的春風乃是長者之風。
北大教授溫源寧作名人小傳，稱讚胡適，上課時總記得爲衣裳單薄的女生關緊教室的窗戶，以免她們着涼。這個細節很細微，卻彰顯了胡適的紳士風度。
1948年，胡適將自己珍藏的《紅樓夢》甲戌本借給燕大學生周汝昌，他對周汝昌的品行一無所知，借後從未索還。周汝昌與其兄周祜昌錄下副本，然後寫信告訴胡適，胡適欣然贊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爲曹雪芹的原著恢復本來面目，胡適仍鼎力支援，他又將珍藏的《紅樓夢》戚蓼生序本借給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張愛玲從香港郵寄長篇小說《秧歌》給胡適，不免忐忑。胡適讀完後，通篇圈點且題寫了扉頁，將它寄還給張愛玲。她翻看時，“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張愛玲在美國定居之初，頗得胡適照拂。他們都喜歡《海上花》中精彩絕倫的蘇白（吳語白話），在文學上多有共鳴。胡適呵護晚輩，從不溺愛，而是慈中有嚴。女兵作家謝冰瑩請胡適題詞，胡適的哲語敲擊心坎，鼓舞精神：“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從今後，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胡適愛才，惜才，獎掖晚輩，提攜後進，樂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鑄造成器”來激勵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胡適對許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對方的政治立場，只留意他們的才華和學問。如季羨林、楊聯陞、沈從文、毛子水、鄧廣銘、千家駒、羅爾綱……不少才俊經胡適栽培，成爲國家棟梁、文化精英。
胡適性情溫和，但他的主見很鮮明。葉公超說：“有一時期，我們常常有所爭論，但是他從不生氣，不譏諷，不流入冷嘲熱諷的意態。他似乎天生有一個正面的性格。有話要主動地說，當面說，當面爭辯，絕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計……刻薄是與適之的性格距離最遠的東西。他有一種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幫助同行，是胡適的習慣作爲。林語堂到哈佛進修，由於官費未及時發放，陷入困境。他打電報回國告急，胡適傾盡私囊匯寄兩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語堂回國後才知箇中情形，自然很感動。
唐德剛稱道胡適：“他可以毫不客氣地指導人家如何做學問，他有時也疾言厲色地教訓人家如何處世爲人。但他從無‘程門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學氣味，被他教訓一頓，有時受教者還會覺得滿室生春，心曠神怡！”好一個“滿室生春”，誰不受用？
胡適對臺北街頭關心政治的賣餅老人袁瓞語重心長地說：“社會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發……許多人做事，目的熱、方法盲，我們過去有許多人失敗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負而沒有方法的毛病。”春風是愛物的，長者是愛人的，胡適愛人以德。
十二歲少年餘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讀到陳存仁的《津津有味譚》，對名醫陸仲安治好胡適糖尿病的故事頗感好奇，便寫信去向胡適求證。胡適毫不怠慢，回信說明那個故事純屬謠傳，不足取信。在寫信和覆信這一點上，若論熱心程度，胡適與蔡元培難分伯仲。
健談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學家朱熹喜歡與客人聊天，雖在病中亦不改積習，弟子勸他少見人少講話，他怒不可遏地說：“你們懶惰，也教我懶惰！”胡適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溫和，在好客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胡適不願將人拒之門外，他有點像東晉名士和大臣王導，身上具備天然的親和力，應對周旋遊刃有餘，來者皆喜，滿座盡歡，無論對方是誰，居高位者如是，處底層者亦如是。
勵志人物故事14
日子過得真快，轉眼之間齊白石遷居北京已經快10年了。這10來年，是他含辛茹苦、艱難奮進的10年，也是他繪畫藝術不斷超越、大放異彩的10年。特別是在日本東京舉辦的中日畫展，獲得了空前的成功。說是中日畫展，實際上簡直成了中國畫展，甚至可以說是齊白石畫展。帶去了那麼多他的畫，僅3天時間就被搶購一空。他的名字不僅震動了日本畫壇，還傳到了歐洲、美洲、大洋洲。許多不同膚色、操着不同語言的國際友人遠涉重洋，千里萬里，奔赴北京，千方百計地尋求他的畫。
京城古玩字畫店的老闆突然發現，平時不太爲人們注目的齊白石的畫，突然被一批又一批黃髮、碧眼、白麪板的外國人搶購一空。他們來到畫店，拿着一張寫着“齊白石”三字的紙，嘴裏嘰哩哇啦，指名非要買他的畫不可。於是，老闆們就把齊白石的畫價提高了幾倍甚至幾十倍，可是仍然滿足不了這些操着不同語言遠方來客的需求。京城古玩字畫店，都出現了這種在世俗眼光看來簡直是神奇的現象。
齊白石的家，那個曾經冷落了相當一段時間的院落，突然熱鬧起來了。古玩字畫店老闆的態度，一夜之間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們親自上門請齊白石畫畫，一個個笑容滿面、彬彬有禮、態度謙和，而且潤筆費也不斷上漲。
所有這一切的轉變，齊白石當然知道是爲什麼。作畫，是他畢生爲之嘔心瀝血的事業。這不止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養育了自己的祖國的榮譽。對東京畫展的成功，他自然是欣喜的。他揮筆寫下了一首詩：“着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寸紙衆爭誇；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
但是，面對東京畫展的成功，面對許多人對自己的態度驟然間由冷落變得異常熱情，面對自己在海內外的聲名越來越大，齊白石的頭腦更是清醒的。
1930年，齊白石度過了67歲生日。這年夏季的一天，豔陽高照，天氣炎熱，人們揮汗如雨。他到照相館，不顧盛夏酷暑，翻穿皮馬褂，手裏拿着白摺扇，照了一張相。他在白摺扇上題詞曰：“揮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禦寒；二者均須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癲狂。”
當時這張照片陳列於海王村照相館，很快傳遍了京城。不少人都不理解，甚至議論紛紛：“哪有既穿皮襖，又搖摺扇的道理呢？”
然而，許多有識之士從齊白石的“癲狂”裏，看到了他對當時社會世態炎涼的譏諷與抨擊，也看到了他知人與自知的大智慧：“熱”時，要防人趨炎附勢；“涼”時，要防人落井下石。他把親身經歷和體驗的酸、辣、苦、澀，絕妙地凝聚在這一幀穿着皮襖搖着摺扇的小照上。
勵志人物故事15
孫犁認爲，舊式婚姻，過去叫作“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孫犁回憶，妻子十九歲那年，夏季一個下雨天，她父親在臨街的梢門洞裏閒坐，從東面來了兩個婦女，是以說媒爲業的，被雨淋溼了衣服。她父親認識其中一個，就讓她們到梢門下避避雨再走，隨便問道：
“給誰家說親去了？”
“東頭崔家。”
“給哪村說的？”
“東遼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麼個人家？”
媒人簡單介紹了一下，就笑着問：“你家二姑娘怎樣？不願意尋吧？”
“怎麼不願意。你們就去給說說吧，我也打聽打聽。”她父親回答得很爽快。
就這樣，經過媒人來回跑了幾趟，親事竟然說成了。結婚以後，妻子跟孫犁學認字，他們的洞房喜聯橫批，就是“天作之合”四個字。妻子點頭笑着說：“真不假，什麼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裏來！”
正因爲如此，孫犁的妻子對他們之間的恩愛，記憶很深。早年孫犁在北平當小職員時，曾買過兩丈花布，直接寄至妻子家。妻子臨終之前，還向孫犁提起這件小事，問道：“你那時爲什麼把布寄到我孃家去啊？”
孫犁說：“爲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妻子閉上眼睛，久病的臉上，展現出一絲幸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