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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之死(上)-邂逅遊敘弗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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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事纏身的古稀哲人蘇格拉底在雅典人院走廊上邂逅善解神意的年輕先知遊敘弗倫(Euthyphro)——劉小楓稱之爲“分管宗教事務的全國人大代表”,不知源出何典。

蘇格拉底之死(上)-邂逅遊敘弗倫

遊氏斂步含笑:“蘇老好雅興呵!何不在綠谷苑(Lyceum)消閒,卻有空到這兒來聽訟?”

蘇氏略略頷首:“我收到了一張法院傳票,公訴人叫邁雷託士(Meletus),一個披肩發、鷹勾鼻、老鼠須的小夥子,你或許認識。”

遊氏作搖頭狀:“沒有印象。不知他以何罪名起訴蘇老?”

蘇氏蹙額:“來勢洶洶哇!‘毒害青年’可是個非同小可的罪名,這小夥子一心想剷除我這棵大毒草哩。”

遊氏憤然:“誣告知名人士,豈止是蚍蜉撼樹,簡直是動搖國本。且看他如何羅織罪狀。”

蘇氏動容:“小遊,曠世奇聞啊!他指控我輕謾舊神、虔敬新神。”

遊氏正色:“我懂了。蘇老平時不是常說有神靈附耳指示行止嗎?他告你‘顛覆神道罪’,無非因爲這類罪名最容易激起民憤。我因爲自己善解神意,也曾當衆預言禍福,卻屢屢遭人恥笑,甚至被誣爲瘋子。他們顯然是妒忌你我的先知先覺才這樣乾的;蘇老,一定要頂住啊!”

蘇氏莞爾而笑:“小遊,恥笑事小,公訴事大,殺頭可是至痛呵。”

遊氏亦粲然:“蘇老,儘管寬心,你、我的案子只可能有一種結局,那就是皆大歡喜。”

蘇氏刮目:“原來你也有訟事纏身,只不知是當原告,還是當被告?”

遊氏作鄭重狀:“當原告。”

蘇氏若有所思:“告誰?”

遊氏朗聲:“告我父親。”

蘇氏大奇:“好傢伙!是何緣由,不妨說來聽聽?”

遊氏略無難色,侃侃而言。謂遊家僱工(彼亦系自由身)如何不合酗酒毆殺遊府家奴;遊父如何縛其四肢,投諸溝洫,如何遣使往雅典神廟請示處置之法;使者未及返,溝洫中人如何不勝縲紲之災、凍餒之苦而命赴黃泉;遊父及遊府至親如何怨遊氏不當子訟父過,皆責其謾神;遊府上下皆於神意惘然無所知而強以爲知云云。

蘇氏哂然:“看在宙斯的份上,小遊,你敢確保自己不會錯解神意、不會搞錯敬神的道道嗎?不怕子訟父過其實是一種謾神的罪孽嗎?”

遊氏肅然:“蘇老,我是那種碌碌無爲的庸夫嗎?我不僅僅是善解神意、預知禍福,而且深知‘衆人皆醉吾獨醒’並不好玩。”

於是,蘇格拉底提出拜遊敘弗倫爲師,學習敬神之道,並且直言不諱地欲藉遊敘弗倫之盾、御邁雷託士之矛,以解脫枷在自己身上的顛覆神道罪。因此,能否說柏拉圖《王制》(Politeia,即Republic)裏的蘇格拉底與格老孔(Glaucon)、阿得曼託斯(Adeimantus)兄弟的對話是福島(blessed island)論道,是屬神的邏各斯,而蘇格拉底與遊敘弗倫的對話則是濁世自救,是屬人的行動呢?能否說前者是對如花之少年、賦“相”論之雄詞,後者是對自負之先知、辯“虔敬”之真諦呢?能否說前者是辯證的愛慾,後者是說服的技藝呢?能否說前者是,後者是呢?能否說前者是出離洞穴的憧憬,後者是法庭申辯的預演呢?至少,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爲,任何一部柏拉圖的對話都包括兩個部分:“討論、言語、logos(邏各斯)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ergon(行)、行爲、行動、對話中所發生的、角色在對話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結束於沉默,而行動則可以揭示言語所遮蔽者。”

蘇格拉底在人民法院走廊上邂逅遊敘弗倫是一個“本生” (Ereignis)事件、或稱自在發生事件、亦稱偶在發生事件,它卻迫使讀者以蘇格拉底式哲人與雅典公民的雙重身份陷入沉思:何謂虔敬(holiness)?蘇格拉底虔敬嗎?蘇格拉底虔敬的是城邦之神嗎?困難在於,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與雅典人民並非處於對等或平等關係,“何謂虔敬”的主題與“蘇格拉底是否虔敬”的主題也不是同一層面上的問題。蘇格拉底關心的是哲學是非問題,何謂虔敬恰恰是一個哲學是非問題。雅典人民關心的是政治正確問題,蘇格拉底是否虔敬恰恰是一個政治正確問題。麻煩的是,哲學問題偏偏與政治問題纏繞在一起,何謂虔敬的問題偏偏與蘇格拉底是否虔敬的問題纏繞在一起,兩者實在難解難分。

用哲學之劍解這個戈耳迪之結(The Gordian Knot)固然是舉手之勞——如果虔敬是一種德性,而哲人具備一切德性,那麼哲人必虔敬。蘇格拉底是公認的哲人代表,蘇格拉底必虔敬。反之亦然,如果蘇格拉底虔敬,虔敬就是一種德性;如果蘇格拉底不虔敬,虔敬就不是一種德性。問題是,雅典城邦的統治者並非蘇格拉底式的哲人,蘇格拉底的德性也並非雅典人民的法定楷模。蘇格拉底認爲虔敬是一種屬人的知識(knowledge),即虔敬與否是一個思想問題;雅典人民認爲虔敬是一種習傳的禮法(nomos),即虔敬與否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對前者而言,無知不是一種過錯;對後者而言,無知恰是一種罪責。首先,蘇格拉底承認自己對何謂虔敬的知識無知、卻否認自己有罪,無異肯定了自己的看法而否定了人民的看法,已經是政治不正確。其次,即使對何謂虔敬的知識無知是否一種罪責,姑且可以存疑,但蘇格拉底的自供恰是他不虔敬的鐵證,即使他外表上祭祀如儀也無濟於事。然而一個外表上祭祀如儀的人,如何可能被人看破不虔敬呢?怨只怨蘇格拉底自己口無遮攔,以至於被聯帶指控“毒害青年”的罪名。事實上,落在蘇格拉底頭上的兩條罪名——“輕謾諸神”和“毒害青年”確實有互爲因果的關係。

施特勞斯(Leo Strauss)指出,蘇格拉底對何謂虔敬的知識並非全然無知。在邂逅遊敘弗倫的對話中,蘇格拉底僅僅厭惡流俗故事中的神祇——凡人類所有的慾望和陋習無不齊備的諸神,而且懷疑這些故事的真實性。但蘇格拉底似乎相信另有善良正義之神,承認自己所具有的一切好東西都是神給予的。施特勞斯爲之辯解道:蘇格拉底的獨門知識確實是他不敬城邦之神的起因,但不該是獲罪的肇端;因爲蘇格拉底不是一個狂熱的宏道者,比如他從未有過救渡遊敘弗倫出苦海的念頭,他的啓蒙對象都是經過精心揀選的;何況,蘇格拉底在《王制》中對神道的批評並非針對城邦人民、而是針對平民詩人的。也許有人以爲,施特勞斯的辯解不甚高明;首先,施特勞斯忘記了蘇格拉底明言欲藉遊敘弗倫之盾、御邁雷託士之矛,即明言是自渡、而非渡人,如何倒成了蘇格拉底並非熱衷宏道的旁證;其次,施特勞斯忘記了平民詩人往往頭戴“人民作家”的桂冠,攻擊詩人無異就是攻擊人民、攻擊城邦。

施特勞斯顯然不會理睬凡夫俗子的想法,他繼續辯解道:人民法院的走廊雖然不是一個宏道的合適場所,蘇格拉底心底裏也不願意與遊敘弗倫交談,但是出於責任、或者說出於正義,他必須一吐爲快。因此,蘇格拉底的對話是一種正義的行動,或者說,透過對話,昭示了蘇格拉底的正義。退一步說,即使蘇格拉確實不虔敬,他的正義亦昭然若揭。問題是,何謂正義?施特勞斯說,“正義等同於巧妙地照料屬人事物。由於這種巧妙照料,或牧養,屬人事物會受益或變得更好。”緊接着的問題,誰有資格“巧妙照料屬人事物”,換言之,誰有資格行使“正義”,城邦統治者抑或蘇格拉底?施特勞斯雖在別處(如在《自然權利與》中)給出過隱晦答案,但在解讀《遊敘弗倫》時,兀自寫道:“不管蘇格拉底對遊敘弗倫的巧妙照料有幾分成功,據描寫,他的確費力使遊敘弗倫變得更好——透過向自以爲極端有智慧的後者展示這一事實:遊氏是極端愚蠢的。”施特勞斯承認,蘇格拉底式的正義行動“審慎”與否是有疑問的,沒有一個雅典人或現代人樂意接受諸如“極端愚蠢”之類的判詞。他繼續寫道:正如一個想要喚住惡狗的人也許會被惡狗咬傷,一個想從孩子手中拿走危險玩具的父親也許會激起孩子的憤怒,試圖使雅典人變得更好的蘇格拉底也會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