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湖南長沙馬王堆第3號漢墓出土的衆多帛書中，有1篇被名爲《5行》篇。整整210年後，1993年冬，湖北荊門郭店村第1號楚墓出土的衆多竹書中，有1篇自名爲
《5行》篇。
210年前的已經指明，這個《5行》篇，正是荀子在《非102子》中作爲子思孟軻學派代表作來批判的那個“5行”說；210年後它與《緇衣》等相傳爲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並自名曰《5行》，於是多了1層內證，而使此前的斷案鐵證如山，永毋庸議。
210多年的工夫化解了2千多年的疑案，使人們對早期儒家有個更切近的認識，着實是1件快事。
（ 1 ）
當年荀子在《非102子》中橫刀立馬，1掃千軍時，曾如此指責子思、孟軻道：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5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XX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這篇檄文列出的罪狀10分嚇人，上自不知先王之統，下至流毒後學之軀，加之以冒充孔子（先君子）真言，混淆世儒視聽，真可謂斯可忍孰不可忍之極了。而窮究其源，全在於子思孟軻造出了1個5行說上。遺憾的是，到底這個禍根5行說說了些什麼，荀子竟未曾向人們公佈出1文1字，而只顧以毀代說，斥之爲無類、無說、無解；除此3無外，別無任何實質上的明示。
碰巧的是，在流傳下來的孟子書上，以及相傳爲子思的書上（《中庸》、《緇衣》等），也找不到直白無隱的可以佐證荀子的什麼5行說。於是乎，思孟5行說，究竟是有是無、多大多高，便成了學術史上的1樁公案，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謎。
頭1個出來解謎的是1千多年後的唐人楊亻京。楊注《荀子》“謂之5行”句說，“5行，5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他是根據什麼來斷定5行就是5常就是仁義禮智信的，並沒有交代；大概這在當時本是常識。例如孔穎達注《尚書·甘誓》“有扈氏威侮5行”句亦曰：“5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5行，亦爲侮慢此5常而不行也。”同樣的瞭解，在漢人那裏，則要更爲簡單而且直接得多，例如鄭玄注《樂記》“道5常之行”句便乾脆說：“5常，5行也”。
需要說明的是，當着漢唐人把5行與5常直接相等時，他們嘴裏所說的“5行”，發音並非wuxing，而是wuheng。這有董仲舒的言論可以作證。董氏在《春秋繁露·5行對》中說：“故5行者，5行也”；《春秋繁露·5行之義》中說：“5行之爲言也，猶5行歟？是故以得辭也”。這裏的前1個5行讀wuxing，後1個則讀wuheng，說的是水火木金土之得名爲5行，乃得自孝子忠臣的仁義禮智信之5種德行（deheng）。如果將這兩個詞兒1概讀成wuxing，統統解作水火木金土，那便不知董氏所云，墮入5裏霧中了。
5種德行謂之5行，在先秦本來不乏其例。荀子談鄉飲酒的教化作用時，便曾說：“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5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荀子·樂論》）《呂氏春秋· 孝行》也有：“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5行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准此想來，荀子所指責的子思孟軻之5行，也不會是早已存在了的wuxing，而應該是有關德行的wuheng；楊亻京把它注爲“仁義禮智信”，是有1定根據的。
楊亻京的不足在於，他以爲5種德行必定是後來稱做5常的那個仁義禮智信；這是輕信了漢人的結果。5行（heng）以避諱而改稱5常，是漢文帝劉恆以後的事；德行規範爲5並固定在仁義禮智信上，則是董仲舒以後的事。漢初並非這樣[1]，先秦更不如此。當然，楊亻京能以看出荀子筆下沒頭沒腦的思孟5行之說應指5種德行，雖不中而不遠，已經很爲難能可貴了。
後於楊亻京千餘年的近代學人，爭答思孟5行之謎者不下10數，可惜多不知wuxing與wuheng之分，而硬以金木水火土的套子來套，或削足適履，或李戴張冠，其距離正確答案比之楊亻京更遠。其中唯梁啓超者，猜測思孟5行或指5倫或指5常，“決非如後世之5行說”（見《陰陽5行說的來歷》）；郭沫若者，認定思孟以“仁義禮智誠”作5行系統的演化（見《儒家8派的批判》），爲差堪告慰。
欲知正確謎底爲何？請看210世紀710年代與910年代有關出土。
（ 2 ）
1973年102月，長沙馬王堆第3號漢墓出土了1批帛書。其中有兩卷帛上分別鈔着兩部《老子》，被名爲《老子》甲本和乙本；甲本的卷後和乙本的卷前，各鈔有4篇佚書。佚書與所附的《老子》無直接關連，也很龐雜，有黃老之言，有儒家學說。甲本卷後的第1篇和第4篇佚書，屬儒家學派，給解開兩千多年未得其解的思孟5行之謎，帶來了1把鑰匙。
《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1，無篇題，共1百8102行（自帛書原第170行至第351行），分列爲109段，約5千4百字[2]。從字型、內容及避諱看，鈔寫年代當在秦亡以後、漢劉邦卒年以前（前207-195）[3]。帛書出土時已有脫爛，加之辭義反覆重疊，乍1讀去，幾乎難以終篇。可是仔細閱讀後當能發現，該書系由兩個部份組成：自第170行至第214行，即原第1大段，爲第1部份；自第215行的提行另段開始，直至末尾第351行，爲第2部份。第1部份提出了1種學說並作了簡要論證；第2部份則是對第1部份的逐句（缺少103行，想系漏鈔）解說。1975年，我準照戰國時期文章格局慣例，名第1部份爲“經”，第2部份爲“說”；並移說就經，得2108章，儼然1部宏論矣。
文章的總綱見於開宗明義的第1章，曰：
仁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智行於內，謂之德之行；不行於內，謂之行。義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禮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行於內，謂之行。德之行5，和謂之德；4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這裏提出的仁義禮智聖5種德之行或行，在以後的章節中，逕謂之5行。因之我據以命名整篇文章曰《5行》。這個5行，有無可能便是荀子所說的子思孟軻所造說的那個5行？成了最爲引人入勝的課題。
孟子道性善，謂“仁義禮智”乃“根於心”的'君子本性，這是衆所周知的；孟子當然也沒少談“聖”。只是，人們似乎從未見到，7篇鉅著中，孟子曾在哪裏把仁義禮智與聖字連舉或並提過。至於子思，就更難說了，因爲其書已不可考。《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載：“子思子2103篇”；據此搜尋，在現存的《中庸》及版權疑爲子思的《緇衣》、《表記》等《禮記》篇章中，我們似乎同樣並未看到仁義禮智聖5德並舉的字樣。
不過，這些都只是“似乎”而已。如果不是止於淺嘗，認真考究1下，我們便會看到，無論是《孟子》中還是《中庸》中，都有仁義禮智聖5德並舉的章節。請聽孟子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4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
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句法也很齊整；唯獨“聖人之於天道也”1句，與前面4句之“□□（德行）之與□□（人倫）也”格式不類，惹人費解。據說宋人吳必大“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猜測此句可能原作“天道之於聖人也”，而請教過朱熹；朱熹予以否定（見《朱子大全·答吳伯豐》）。其實朱熹自己私下裏也看着這句話別扭，所以纔在《4書集註》中注道：“或曰：‘人’衍字。”清人俞樾《羣經平議》附和道：“《集註》曰或雲人衍字，其說是也。”照此說來，這句話原本應是“聖之於天道也”的了。
從文義來考究，孟子這句話，看來正應該作“聖之於天道也”。因爲，聖與仁義禮智1樣，原是1種德行，有淵博通達、聞聲知情等意思；《詩經》裏將聖與哲相提並舉（《小雅·小?》），《尚書》裏說聖和狂可以轉化（《多方》），都是用在這樣的意義上。現在在《盡心下》中，它所率領的這句話同仁義禮智所率的4句話排比而列，也當用其德行的意義，而非“聖人”無疑；“人”字顯系某個時候偶然羼進去的。至於“聖之於天道也”何解，由聖如何連到天道，答案在前引的《5行》首章中。
子思也有5德並舉的例子，見於《中庸》，其文曰：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這本是讚譽孔子的1段話。孔子後來被稱“至聖”，蓋出於此。我們現在有興趣的是，充實至聖的這5個條件，便正是我們所在尋找的那5個德行。請看：聰明睿知，不是“聖”嗎？寬裕溫柔，不是“仁”嗎？發強剛毅，無疑是“義”；齊莊中正，無疑是“禮”；而足以有別的文理密察，就是“智”了。《5行》篇裏說，這5種行，形於人心之內，謂之德行；行於天，謂之天道。
現在《中庸》裏說，全備此5德行，是爲配天；凡有血氣者，無不尊之親之。2者1唱1和，相互呼應，再清楚也不過了。
這樣，藉助於帛書《5行》篇的提示，我們從子思孟子書中，也發現了仁義禮智聖的5行；從而反過頭來，可以確定帛書《5行》之篇屬於思孟學派，確定荀子的批評，不是無根無據的。
（ 3 ）
對思孟5行公案的這1理解，因郭店楚墓竹簡的出土，而最後得到完善與加固。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4方鄉郭店村的1座戰國墓葬中，出土了1批楚文字竹簡[4]。據說墓曾被盜，竹簡亦曾殃及。劫餘竹簡804支，出土時已散亂無序，可得1萬3千餘字，全部是學術著作。考古家們根據墓葬型制及器物紋樣等推定，入葬年代當爲戰國中期偏晚，約公元前3百年左近，孟子、莊子、屈原、荀子在世之時[5]；墓主爲老年男性，屬士級貴族，且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銘文所稱的“東宮之師”，即楚國太子的老師。
竹簡整理後分爲108篇，可屬道家的著作兩種4篇，儒家的著作101種104篇。其中有自名爲《5行》的1篇，凡510簡，約1千2百餘字，與210年前出土的帛書《5行》本“經”部基本相同，惟全無“說”文。
按，文章分爲“經、說”、“經、解”或者“經、傳”，本是古人立言的1種體裁。《春秋》及其3傳，墨經的《經上、下》和《經說上、下》，便是最有名的例子；此外在《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中，也不乏這種篇章。甚至短短1篇《大學》，經過朱熹整理，竟然也能指出經傳之別來。
但同爲“經”“說”，有著者自說與他人補說之分，不能不分辨清楚。例如墨經的那些“經”文，多半是些難名其妙的論題或定義，其解釋和說明，被有計劃地留給了“說”文去說；而且有時還乾脆註明“說在某某”字樣。這樣的經與說，當然是1人1時之作[6]。《韓非子》的《內、外儲說》言明“其說在某某”，《呂氏春秋》的1些篇章臨終有“解在某某”句，都是著者自分經說之例。而春秋3傳與《春秋》，韓非《解老》與《老子》，《管子》裏《管子解》與所解，則很明顯，都是後人在解說前人之作，前人並無此計劃的。
同爲後人的解說，由於關係、學養、動機等方面的不同，其“說”其“解”的價值也大有差異。韓非解老，其忠於原著的態度，顯然趕不上《管子解》，這是不言自明的；因爲前者是家在借題發揮，後者卻是1個學派內部的事。春秋3傳各有千秋，更是典型事例。
至於帛書《5行》篇的“經”和“說”，看起來，並不像是1個計劃下的兩個部份。這1來鑑於，“經”文說理清楚，自我圓滿，無須多加解說，也沒有爲“說”文有意留下什麼；2來也鑑於，“說”文雖然逐句解說，並未說出什麼新思想來，相反倒表現得10分拘謹[7]，乏善可陳。因此可以設想，《5行》篇早先本來無“說”無“解”，如竹簡所示，亦如荀子所指責的那樣；帛書所見的“說”，是後來弟子們奉命或主動綴上去的。
這1點，從“說”文之大量引徵《孟子》文句也可見證。“說”文第2101章解說“君子集大成。能進之爲君子，不能進，各止於其裏”時說：
……大成也者，金聲玉振之也。……
能進端，能充端，則爲君子耳矣；弗能進，各各止於其裏。不藏欲害人，仁之理也；不受吁嗟者，義之理也。弗能進也，則各止於其里耳矣。充其不藏欲害人之心，而仁覆4海；充其不受吁嗟之心，而義襄天下。仁覆4海，義襄天下，而誠由其中心行之，亦君子已！[8]
這裏的“大成”句，見於《孟子·萬章下》“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進端”“充端”句，只能是孟子所謂的“凡有4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公孫丑上》），別無可解；而“充其不藏欲害人之心”等句，則是“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孟子·盡心下》）的複述；至於“誠由其中心行之”，便是孟子的名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了。
另外，“說”文第2102章解說耳目鼻口手足與心的關係時，還曾搬出過孟子專利的小體大體說。
這些現象說明，“說”文完成的時間，當在孟子以後乃至《孟子》成書以後，是由弟子們拾掇老師遺說補做出來的。
而弟子們之所以要出來續貂，1個很大可能的原因是，爲了回敬荀子的批評。荀子不是指責思孟5行有3無之弊嗎？其“無類”說的是犯有邏輯錯誤，大概指“聖”與“仁義禮智”之不倫不類吧；這點大可不去理它，是非自有公論。倒是“無說”、“無解”兩點，事實如此，文章具在，逃脫不掉，抵賴不成；於是，弟子們便勉爲其難，出馬逐句解說，而有了如帛書本《5行》篇的樣子，以杜論敵之口，以廣先師之說。
帛書的解說是忠於原典的。竹書的無說是正常的。荀子的“非102子”批判介於兩者之間。3物具備，思孟5行之謎，於是大白於天下。
註釋：
[1] 如賈誼《新書》有《6術》篇，倡“6行”說。
[2] 見《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
[3] 具體論證請參拙著《帛書5行篇》《代序》，齊魯書社1980年初版，1988年再版。
[4] 楚簡圖版連同釋文已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書名《郭店楚墓竹簡》。
[5] 據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孟子（前380-300）、莊子（前360-290）、屈子（前343-299）、荀子（前335-255）。
[6] 所謂1人1時，不必真是1個人1短時，也可能是1羣人1長時。
[7] 例如它對經中那些1望而知、不解自明的語句，仍要解上1句，叫做“直之也”。
[8] 假借字已逕改正，詳情可參《帛書5行篇研究》再版本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