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作家文學的寫作主體是漢語作家，漢語作家的構成主體是漢族作家。但是，不能因此把漢語作家的文學寫作簡單等同於漢族文學。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構成了貫穿古今的一個重要文學現象。許多少數民族作家原有的民族身份意識，並不會在漢語寫作中自明地呈現出來。但他們的寫作意識和文學面貌必然要受到漢語文學語境的深刻影響，只有回到不同時代的漢語文學語境中，才能對其內在成因給予深入地說明和把握。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具有獨特的文學價值和意義，它豐富了中國漢語文學的寫作空間和審美內涵，爲中國本土漢語寫作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支點。
關鍵詞：漢語寫作少數民族作家文學身份意識文學語境
談到漢語作家文學這一話題，人們有時會忽視這樣一個隱含的文學事實，即這一文學的主體雖然是漢族作家，卻不能把它完全等同於漢族文學。近代以來，伴隨着民族文學的潮流涌動，這樣一種文學理念也日漸流行開來：“真正的‘民族文學’必然是以本民族的母語創造的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但是，這一理念會受到另一種文學事實的質疑：共同使用某一種語言寫作的作家，並不一定都屬於一個民族。漢語文學史至少證明，具有不同族別身份的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也是貫穿古今的一個文學現象。
中國各民族在語言文字上的發展程度自古以來就呈現出不平衡性。許多少數民族有語言無文字，或書面語的發達程度相對有限，這決定了它們雖然可以透過自己的母語形成原發形態的口語或民間文學，卻只能藉助於其他相對成熟的文學書面語實踐，在繼髮型的意義上形成自己的作家文學。在中國這樣一個多語雜呈的言說世界，漢語無疑是一種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廣泛的語言。至少從先秦開始，從漢字書寫的傳統中形成的書面語，就已經不再是簡單記事占卜的符號，而是成爲了可以言說古今的一種成熟語言，從而使書寫者在下筆時就已經獲得了表情達意的語感。伴隨秦代“書同文”政策的實施，漢語文言文日漸成爲通行天下的“雅言”。這也就意味着漢語文已經不僅是漢族作家使用，而且逐漸在實際上成爲多民族作家共同使用的通用書面語。
這一具有“他者”身份的漢語寫作的歷史原點雖然久遠難尋，但宋元之際無疑是一個興盛期。所以清人王士楨就明確提到：“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元代文人戴良對這一現象的成因也有專門的描述：“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裏可溫、回回、西番、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
值得進一步追問的話題是：在漫長的古代，這些少數民族作家的寫作實際呈現着怎樣的面貌?如果對他們流傳至今的許多作品做一個瀏覽，這樣的一種印象或許就會揮之不去：雖然其獨特的文化經驗有時也會有所流露，但是他們的寫作在整體上呈現的格調和意蘊與漢族文人相比，大多並沒有明顯的殊異。比如當代回族作家石舒清的一段話就極具代表性：“皇皇一冊《古代回族詩選》，輯人29位詩人的百餘首詩，但一路看下來，竟沒有任何一個詩人的任何一首詩寫到回族和回族生活。”爲什麼古代少數民族作家的原有民族身份並沒有在寫作活動中浮現出來?這纔是更值得我們叩問_的關鍵問題。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會被社會相繼賦予不同的身份，但是人的身份意識，從來就不是個體自主性的產物，而是被社會期待視野塑造的形成物。正如人的民族身份意識並不是“天生”的一樣，這種意識同樣也不會憑空在作家的寫作中“自明”地呈現出來。民族無疑是許多時代的人們獲得身份感的一個重要源泉，但民族身份意識並非在任何時代都會與作家如影相隨。其實，在古代漢語文學的主流世界裏，並沒有爲這樣的身份性訴求提供相應的表達空間。“寫”與“讀”本來就是相互呼應的話語行爲。用漢語寫作，就意味着寫作者面對的是一個以漢文化爲主體的話語環境。無論作家有着怎樣的原始身份，其“在場”的語境效應，特別是其中已然的主流化身份意識，都會對作家身份意識的選擇構成深刻影響。在古代中國，雖然朝代更替，不同的文學崇尚和潮流此起彼伏，但在文人羣體中始終未變的主導性主體意識，其實就是“士大夫”的身份意識。他們原本就是漢語書面話語權的擁有者，這種根深蒂固的士子情懷同樣也會深刻影響到來白異族的作家寫作。留意一下相關歷史就不難發現，大多數名見經傳的少數民族漢語作家，其實原本就具有“舉人”甚至“進士”的身份背景。比如從小習儒書，通詩文的古代回族作家丁鶴年更坦示出：“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知名於世者恆少，吾欲奮身爲儒生。”有一條史實更值得關注：至少在蒙元時期，士子的身份感已經暗含着一種微秒的文化意味，正如現代學者蕭啓慶所說，當時“各族士人之羣體意識，已經凌駕於族羣意識之上。”古代所謂的“士”，在古典語境中原本主要凸顯的就是一種社會文化共同體的色彩，而不是所謂民族意味。重文化而不是血統的觀念在此也同樣得到充分體現。所以這類“他者”在那些以文化主體自居的漢族文人眼裏，並非是文化上的異類，而是會被相當自然地視爲同道，所以“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也就自然成爲古人面對異族作家詩文作品時十分流行的評價眼光。
還有一個問題：流傳至今汗牛充棟的漢語詩文，是否呈現了漢語文學完整的寫作面貌?被所謂的經典閱讀打磨出來的文學眼光，是否還存在着沒有看見的“盲點”?經年累世的文獻被整理傳承的過程，也是一個被文化話語權力建構的過程。所以在儒家話語爲主導的古典漢語世界中，很可能也會有一些時隱時現並遊離於正統文化語境的文脈被相對遮蔽。比如自16世紀以後在漢語文的寫作中，一批與漢族士人相對而言的“回儒”就開始相繼涌現，其中著述頗豐的傑出者有王岱輿和劉智等人。這些具有伊斯蘭與漢文化雙重身份背景的寫作者，呈現給我們的是漢語寫作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表達空間，他們筆下發出的異趣別調，其實也豐富了中國古典話語的聲音，只是這類聲音遠未被教外之人聽到而已。由於文化認同的障礙，這類聲音也許不符合中原傳統士人的精神尺度和清幽儒雅的詩文品味，但這無疑也是一種漢語文的寫作。在古典語境裏，所謂“文”和“文學”的寫作之間，原本就並沒有判然有別的界線。正如朱自清所言：“在中國的傳統裏，經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學。”言情或言道之文，只是傳達着不同的文學觀。比如身爲回儒的劉智所寫的《著書述》，又何嘗不能被視爲一篇頗見性情的美文。這些事實也提醒我們，古典漢語文學的寫作，遠比我們習得的印象更豐富，傳統漢族士子飽讀天下之文的文化自足感，不過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一種文化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