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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馬爾薩斯”-汪士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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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馬爾薩斯”-汪士鐸
提要 在人口思想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有着基本一致的觀點,即:認爲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貧困、動亂的根源在於過剩人口。汪士鐸還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抑制人口增長的。汪士鐸人口思想中的積極內容是:繼承和了前人關於人口每30年增長一倍的思想;比較地闡述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提倡晚婚和優生;提出了與人口相關的富民思想;提出了與人口問題相關的重商思想。

關鍵詞語 汪士鐸,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理論

汪士鐸(1814—1889),字梅村,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的地家。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遊幕和接徒爲業。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記》、《梅翁筆記》、《南北史補記》、《水經注圖》等。留存下來的只有前三種,其中《乙丙日記》是一部談人口問題的主要著作。
學術界曾經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際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的馬爾薩斯。著名中國思想史學家趙靖先生認爲:“洪亮吉並不能算作中國的馬爾薩斯,這個頭銜應該歸於半個多世紀以後的汪士鐸。”[1]我1994年在趙靖先生門下進修時,先生就這個話題亦提到過幾次。筆者由此受到啓發,於是試圖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進行對比,他們的共同之處,並進一步探討汪士鐸這個在建國以後學術史上歷來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一、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共同點
馬爾薩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鐸早半個世紀,他是資本主義的封建貴族的代表,汪士鐸則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地主階級的代表。兩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馬爾薩斯同時還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創始人,汪士鐸由於處在半殖民地時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資本主義思想某些方面的,對此並不陌生。他們兩人的人口經濟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
(一)認爲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
馬爾薩斯認爲,由於土地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力的有限,而食物又爲人類生存所必需,加上兩性間必然的情慾不斷加劇着人類的繁殖力,因此其結果,人口的增長勢必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馬爾薩斯還把這二者之間增長的比例關係數量化。他說:“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加。”[2]
汪士鐸也有和馬爾薩斯相類似的看法。他認爲在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窮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雖然沒有象馬爾薩斯那樣,認爲生活資料和人口是按日趨擴大的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增加,但仍明確地指出“國家人浮於地者數倍”、“人多則窮[地不足養]”(《乙丙日記》卷三)。他認爲生活資料的增長已經越來越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導致貧窮。這與馬爾薩斯的觀點實質上是一樣的。
(二)關於生活資料低速增長的觀點
生活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這就要回答爲什麼生活資料會增長得慢,而人口卻增長得快。
馬爾薩斯認爲,生活資料增長得慢的原因,是生產生活資料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存在着一個肥力遞減的。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收益會依次增加;但當投資的增加超過一定限度之後,增加的收益(利潤)就會依次減少。這裏應當注意,馬爾薩斯並沒有排除農業生產技術的作用,只不過他認爲那不會改變質的區別,農業生產技術只會有可能調節遞減數量的進程。農業技術的改進,會使投資的增加和利潤的遞減“這兩樁事情不一定老是採取一致的步調”罷了,因此“當資本一再投入土地時,它的利潤最後總會漸次遞減的”[3]。正是這種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資料增長的緩慢。
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論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基礎之上的,而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則缺乏這樣一個看似“深刻”和“科學”的根據。但汪士鐸雖然沒有使用“土地肥力遞減”這一名詞,實際上也意識到了土地肥力和農業技術這兩個問題,不過這二者在他看來全都是令人絕望的。他說:由於“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乙丙日記》卷三)一切可以墾種的土地都種植了莊稼,資源全都利用完了;農業種植技術已開發到了盡頭,糠殼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連草木都沒有了,仍然不夠吃,人爲的力量已經毫無辦法。在他看來,現有生活資料來源已經根本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