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韋伯被公認爲現代化理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韋伯認爲現代化的核心或者說最能體現現代化的指標是理性化。以“化”爲基礎的現代化運動，實質上是一場西方式的理性化運動。現代西方科學無疑是這場理性化運動的產物。科學是系統化和理性化的知識，在前現代就已經存在。而現代西方科學則是現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學。韋伯認爲這場理性化運動與西方獨有的理性主義思潮有內在關聯。理性主義具有多面性和相對性，不同的理性主義有不同的建設指向。中西科學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差異就與不同的理性主義思潮及其建設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約和連鎖的關係。西方理性主義或者說新教理性主義是以“入世而不屬世”爲救贖特徵的，因此它與現實世界保持着一種高度緊張的對抗和征服型的關係，對現實世界是一種“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義是“入世而屬世”的，以實現現實世界的和諧發展爲特徵的，它對現實世界是一種“理性地適應”。兩種不同的理性主義，其建設指向是兩種不同的科學發展和社會發展道路。在現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韋伯從學和的角度對理性主義進行的思考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關鍵詞：現代化；理性化；西方理性主義；新教理性主義；儒教理性主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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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被公認爲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奠基人，韋伯認爲現代化的核心或者說最能體現現代化的指標是理性化。其實韋伯基本上把現代化等同於一種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紀以來日益向全球推進的現代化運動，是一場西方式的社會理性化運動。韋伯認爲這場理性化運動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條獨特的西方道路，與西方獨有的理性主義思潮有內在關聯。理性主義具有多面性和相對性，不同的理性主義有不同的建設指向。中西科學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差異就與不同的理性主義思潮及其建設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約和連鎖的關係。西方理性主義或者說新教理性主義是以“入世而不屬世”[1]爲救贖特徵的，因此它與現實世界保持着一種高度緊張的對抗和征服型的關係，對現實世界是一種“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義是“入世而屬世”的，以實現現實世界的和諧發展爲特徵的，它對現實世界是一種“理性地適應”。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導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學和社會發展道路。
一、理性主義的規制
韋伯認爲“理性主義”此一名詞是有許多不同意涵的，一種從其他生活領域的觀點看來特別非理性的行爲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技術、科學、、戰爭、和的“理性化”一樣。所有的領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終極價值和目的來加以理性化，“事實上，我們可以從根本不同的基本觀點並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2]也就是說，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選擇座標的，不同的理性主義座標完全可能導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從某一觀點來看是理性的東西，換一觀點來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說新教的“宰制型理性主義”或“入世的禁慾理性主義”，儒教的“適應型理性主義”或“入世的人文理性主義”，道教的“巫術理性主義”，猶太教的“律法理性主義”和佛教的“出世理性主義”等。因而，各式各樣的理性化早已經存在於生活的各個部門和文化的各個領域了；要想從文化史的觀點來說明其差異的特徵，就必須明瞭哪個部門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個方向理性化的。[3]韋伯強調說：“這一簡單的論點常常被人們所遺忘，現在我們應該把它放在每一篇試圖討論理性主義的論文的開頭。”[4]
理性是人類的一種自覺性和自主的創造性，“理性主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5]。理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氛圍下會呈現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發展路向。韋伯驚奇地發現，我們愈往上溯，愈能發現中國人及中國文化與西方的種種相似之處。古代的民間信仰、古代的隱逸者、最古老的詩歌《詩經》、古代的戰鬥君主、派別的對立、封建制度、戰國時期的萌芽，所有這些被認爲具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國的各種特質，要來得貼近西方的現象。因此，我們該考慮一下，許多原先被認爲是中國基本的特質，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純粹只是歷史與文化影響下的產物。[6]
二、西方現代科學的特殊性及其起源
科學的進步是理性化過程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這一過程我們已經歷了數千年之久，而如今對這一過程一般都會給予十分消極的評判。韋伯認爲首先要澄清一個事實：這種由科學和技術而產生的智力的理性化，是否意味着我們對我們的生存條件比印第安紅人或霍屯督人有更多的瞭解呢？這很難說。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進，並不意味着人對生存條件的一般知識也隨之增加。但這裏含有另一層意義，即這樣的知識或信念：只要人們想知道，他任何時候都能夠知道；從原則上說，再也沒有什麼神祕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透過計算掌握一切。而這就意味着爲世界除魅。人們不必再像相信這種神祕力量存在的野蠻人那樣，爲了控制或祈求神靈而求助於魔法。技術和計算在發揮着這樣的功效，而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確地意味着理性化。[7]對於剛踏入近代門檻的人來說，科學意味着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也是真正地通向之路，還不僅如此，韋伯認爲在嚴密的自然科學發展的那個年代，人們對科學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找到一條通向上帝的可靠之路。但今天的人們還有誰相信科學能夠教給我們一些有關世界意義的知識呢？即使有這樣的意義，我們如何才能找到這種意義的線索？今天的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將科學——即在科學的基礎上支配生活的技術——歡呼爲通向幸福之路，但誰又會相信這樣的幸福？自然科學是非宗教的，現在誰也不會從內心深處對此表示懷疑，無論他是否樂意承認這一點。[8]自從理性主義給世界除魅以來，科學不涉及終極關懷。科學只是認爲在它所能建構的範圍內，掌握宇宙終極規律的知識是有價值的。至於科學所描繪的這個世界是否值得生存？它有某種“意義”？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有意義的？科學也從來不提出這樣的問題。[9]
今天，作爲“職業”的科學，不是派發神聖價值和神啓的通靈者或先知送來的神賜之物，而是透過專業化學科的操作，服務於有關自我和事實間關係的知識思考。它也不屬於智者和哲人對世界意義所做的沉思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的歷史中無可逃避的事實，只要我們忠於自己，我們便不可能擺脫這一事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