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百家爭鳴，正是社會制度大轉型、學術思想大解放的時代，在一個社會制度發生大變革的時候，語言也隨之發生了大變革。先秦諸子在社會形態轉變過程中，爲順應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圍繞名實關係的問題，各抒己見。荀子適應時代的要求，對前人的名實思想進行了總結批判，創造性的提出“制名之樞要”，真正從理論上對“名”的限制和概括做出了比較科學的論述。
關鍵詞：《荀子》；名實觀；語言學思想
孔子認爲正名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基本要求，《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正名”就是要明確事物的概念，匡正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統治。孔子站在舊制度的立場上，維護一些表示名分的詞的涵義，在《論語·顏淵》中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維護“君、臣、父、子”這些詞的舊有涵義，要用舊的倫理標準，來匡正這些詞的內涵和外延。荀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集大成者，戰國末期，封建生產關係已經基本確立，經過長期的兼併戰爭，結束諸侯割據的局面，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成爲了時代要求。荀子適應時代的要求，對孔子的名實思想進行了總結批判，科學地認識到名稱與事物之間“約定俗成”的關係，“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揭示了語言的社會屬性；初步分析了詞語的單位，明確詞和詞組，“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將單音詞與複音詞作了區分，與現代語言學思想有頗多相似之處。
一、語言的社會性
社會制度發生變革時，語言特別是一些表示稱謂和社會倫理道德的名詞也會隨之發生大變革。在研究事物的名稱和客觀事物本身之間的關係時，必然要涉及語言問題。《墨子·經說上》：“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所以謂”是用來作稱呼的意思，就是“名”；“所謂”是指所稱呼的事物，就是“實”。“名”是屬於語言範圍的問題，“實”是屬於社會存在的問題。
關於“名”是怎樣產生的問題，荀子在前人的研究上唯物的解釋了這個問題。《荀子·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他認爲“名無固宜”、“名無固實”，用名稱對應的實物，並不是一開始就固定了的，人們相約以某一名稱命名這一實物，一旦被社會所承認，這一命名就被認爲是此實物的名稱了。可見，“名”與“實”的對應關係完全是任意的，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名”以“實”爲依據，經過約定俗成，形成實名，從而使“名”具有了確定性。一個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語言中其語音形式差異很大，相近的發音意義卻完全不同，只要達到人類的共同認可，一定的語音形式就可以與一定的意義聯繫以來。“名”“實”的關係實際上就是語言與社會存在的關係，是音響形象與概念的關係，即能指與所指的關係。荀子的“約定俗成”論第一次闡明瞭語言的社會本質，正確地說明了詞的意義和客觀事物之間的關係。
二、語言的邏輯性
在先秦諸子中，荀子比較系統又科學地闡明瞭語言和邏輯思維的關係。《荀子·正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期累實”是用概念反映客觀事物的意思，“名”就是用詞所表示的概念。概念反映事物是靠詞語來實現的，荀子把反映事物名稱的詞分爲三個層次：“徧舉爲共名”、“偏舉爲別名”、“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依此推求給事物制定共用的名稱、給事物制定區別性的名稱，最後逐漸指向更小的範圍，直到其外延不能再小爲止。荀子對客觀存在的這種劃分由一般到個別，由共性到個性，揭示了共名和別名的屬種關係是以客觀存在爲基礎的。由此可見，荀子尊重客觀現實，制名以指實，認爲作爲主觀反映的“名”依賴於客觀存在的“實”。
對於“辭”和“意”的關係，荀子認爲“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即兼用不同的單詞才能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從語言形式分析，這裏的“辭”是“句子、言辭”的.意思，荀子已經認識到語言中的單詞和句子是不同的，句子要由幾個相關而又相異的單詞組成，如“仁者愛人”這個句子是由“仁者”、“愛”、“人”三個“異實之名以論一意”。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正確巧妙地運用語言是發展學術流派、戰勝論敵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荀子強調“君子必辯”，“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從思維形式而言，“說”是推理，從語言形式而言，“說”是論說、辯說。辯說的原則是“不異實名”，“辯”推進了邏輯學的發展，促使了語言理論的產生。
三、語言的規範化
事物的名稱，詞的意義，一經社會約定俗成，就要求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荀子認爲保持語言的穩定性就要“謹於守名約”，因爲把名稱搞亂了，各人妄加解釋，就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使民疑惑，人多辨訟”。“謹於守名約”不僅是個語言問題，還關係到統治階級的利益問題。荀子還認識到了語言要不斷地發展，從語言規範化角度來說明語言的傳承性。“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荀子認爲制新名的首要原則就是“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只有“名”與“實”一一對應，人們才具備思想交流的基礎。
荀子是第一個明確詞和詞組的人，他說在確定名稱的時候，“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能用單音詞表明的就用單音詞，不能用單音詞表明的就用詞組，“兼”就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詞組。而詞和概念二者不是等同的，在方言中表現得最爲明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方言中可以用不同的詞來表示，春秋戰國時期方言相當複雜，“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同”（《呂氏春秋·知化》），在這樣的情況下，荀子提出萬物的名稱要以諸夏的雅言爲標準，“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已經有了現在推廣普通話的思想。
總體來說，先秦時期的語言研究還處在萌芽階段，諸子從理論上對語言的社會本質、語言與思維的關係等問題進行探討，這與古希臘的情形頗有相似之處，先秦時代所進行的“名”與“實”之爭對推動我國語言研究有積極作用。語言理論的探索，雖說成績可觀，但哲學家並非語言學家，看待語言問題缺乏一定的科學性，所以這個時期只能說是語言研究的萌芽時期。
參考文獻
[1]荀子.荀子·正名[M].方勇、李波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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