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羅萬象---龍應臺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的致辭
124年前，第一顆石頭打下了樁，鋪出的路，一路綿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無知，堅持科學實證的知識學習;孫逸仙抵抗腐壞，堅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過：在你的時代裏，在你的社會裏，你會抵抗些什麼，堅持些什麼?
學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願在畢業典禮演講，因爲這個場合的聽衆一定是最糟糕的聽衆——你還沒開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經結束，而且，他決心已下，不管你說什麼，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這個大廳的門，他這一生不會記得你今天說過的任何一句話。
雖然如此，我還是來了，不僅只是因爲，受邀到醫學院演講是一份給我的光榮和喜悅，也因爲我“精打細算”過了——遲早有一天，我會“落”在你們的手裏。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自然渴望在牀邊低頭探視我的你，不只在專業上出類拔萃，更是一個具有社會承擔﹑充滿關懷和熱情的個人。
我們都說這是一個畢業典禮，五六年非常艱難的醫學訓練，今天結束了。我倒覺得，是不是可以這樣看：今天其實只是你“學程一期”的畢業典禮，一期的核心科目是醫學。但是今天同時是你“學程二期”的開學典禮，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難，因爲它沒有教科書，也沒有指導教授。在今天的15分鐘裏我打算和你們分享的，是一點點我自己的“人生”筆記。
奶粉和頭蝨
我成長在臺灣南部一個濱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學二年級，發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個女生突然嚴重嘔吐，被緊急送到醫院。沒多久，學校就讓我們都回家了，全市的學校關閉。過了一段日子，當我們再回到學校的時候，班上幾個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一種病，名叫“霍亂”。我們當時當然不知道，高雄的“鄰村”——香港，在同時，被同一波傳染病所襲擊，15個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們的命運就是彼此相連的，但是我們懵懂無知。
是的，我是一個在所謂“第三世界”長大的小孩。想象一下這些黑白鏡頭：年輕的母親們坐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裏，夜以繼日地製作塑料花和廉價的聖誕飾燈，孩子們滿地亂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來的恤衫;那運氣特別好的，剛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標語，或者湊巧就是“淨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國留學，第一件感覺訝異的事就是，咦，怎麼美國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來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個女生都有頭蝨，白色細小的蝨卵附着在一根一根髮絲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爲是白的頭皮屑。時不時，你會看見教室門口，一個老師手裏舉着一罐DDT殺蟲劑，對準一個蹲着的女生的頭，認真噴灑。
香港人和臺灣人有很多相同的記憶，而奶粉﹑廉價聖誕燈﹑霍亂和頭蝨，都是貧窮的印記。如果我們從我的童年時代繼續回溯一兩代，黑白照片裏的景象會更灰暗。一個西方傳教士在1895年來到中國，她所看到的是，“街頭到處都是面板潰爛的人，大脖子的﹑肢體殘缺變形的﹑瞎了眼的，還有多得無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潰爛面板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1900年，一個日本作家來到了香港，無意間闖進了一家醫院，便朝病房裏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見一個幽暗的房間，光光的牀板上躺着一個“低級中國人，像蛆在蠕動，惡臭刺鼻”，日本人奪門而逃。
可是，爲什麼和你們說這些呢?爲什麼在今天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這樣的場合，和你們說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們是香港大學一百週年的畢業生，而香港大學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學堂”。如果這點你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了不起，那我們看看1887年前後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們不妨記得，在1887年，屍體的解剖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還是大逆不道的，而西醫學堂已經要求它的學生必修解剖課。我們不妨記得，當魯迅的父親重病在牀——那已是1897年，紹興的醫生給他開的藥引，是一對蟋蟀，而且必須是“元配”。瞭解這個時代氛圍，你才能體會到，124年前，創辦西醫學堂是一個多麼重大的﹑改變時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識到，那幕後推動的人，必須配備多麼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多麼遠大的'器識與目光，纔可能開創那樣的新時代。是何啓和Patrick Manson這樣的拓荒者，把你們帶到今天這個禮堂裏來的。
1887年10月1日，香港華人西醫學堂首度舉行開學典禮，首任學堂院長Patrick Manson致辭——曾經在臺灣和廈門行醫的Manson到今天都被尊稱爲“熱帶醫學之父”——他說，這個西醫學堂，“會爲香港創造一個機會，使香港不僅只是一個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個科學研究的中心”。看着臺下的入學新生，他語重心長地說，“古典希臘人總愛自豪而且極度認真地數他們的著名偉人，我們可以期待，在未來的新的中國，當學者爭論誰是中國的著名偉人的時候，會有一些偉人來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這個開學典禮之中。”
三十多個學生參加了1887年的開學典禮，學習五年之後，1892年的首屆畢業生，卻只有兩名。其中之一，成爲婆羅洲山打根的小鎮醫生，另一個，覺得醫治個別病人遠不如醫治整個國家，於是決定放棄行醫，徹底改行。
這個學名登記爲“孫逸仙”的學生，起先只有一個非常小的計劃，有點像今天的大學生利用暑假去做小區服務。他走在香港的街頭，看見英國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驚異之餘，百思不解：爲什麼只隔八九十公里的距離，自己的家鄉，一個叫香山的小城，卻是如此混亂落後?他的小計劃，就是把香山變成一個小香港。說到做到，二十多歲的西醫學堂學生孫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鄉，號召同村的青年出來鋪橋修路，目標是修出一條路將兩個鄰村連通起來。這個小計劃，最後由於地方吏治的腐壞，以失敗告終。小計劃的失敗，震撼了他，他於是轉而進行一個略大的計劃，就是推翻整個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