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大舉西進，直逼南京。當時的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與留下的外僑一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在1937年11月29日所列入的成員名單中，共有15名委員，分別來自美、英、德、丹麥4個國家，其中美國人7名，英國人4名，德國人3名，丹麥人1名。這些西方人士在南京的義舉以及救助難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詳細經歷，一度並不爲人所知，直到近年來隨着學者研究的深入才漸漸浮出水面。
78年前，當侵華日軍進逼南京之時，一些留在南京與周邊的外籍人士曾設法救助難民，甚至爲幫助中國人而獻出了生命，史學界稱之爲“南京國際大救援”。78年後，一羣外國留學生也來到南京，以報社實習記者的身份，尋訪這些救援者當年的足跡與事蹟，並將親自撰寫文章發表在報紙上，讓更多人瞭解這段一度被淹沒的歷史。今晚22時，CCTV4互動節目《我與中國第一次親密接觸》呈現了這一尋訪過程。
“要特別感謝南京方面把所有的相關史料開放給我們，這也正好符合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灌輸，不直接給結論，要讓老外自己去發現，直接去感受，自己獨立地完成表達。實際上，有關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特別需要國際化的、有國際人士參與的這種敘事的加入。”總導演關正文說，這是全人類共同的歷史，這個災難所引發的、給人類所帶來的教訓也是全人類共同的經驗和教訓。所以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和總結，不應該只是中國人在做。
外國留學生到達南京的第一站，是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來自新西蘭的羅斯文和來自德國的安東雷站在遺骸坑前久久駐足。“實習記者”們迫切想要知道，面對如此嚴酷的戰亂，那些西方人士當時爲何會留下來?
安東雷要尋訪的人是拉貝。在他留下的德文日記中，安東雷看到了一個有條理、有計劃、有幽默感的“南京好人”。作爲安全區的主席，拉貝不僅要管理難民的飲食、醫療等現實問題，還要和各方溝通談判。在安全區裏，拉貝和其他國際人士共救援了約25萬難民。在住宅中，他還保護了600多名難民。對於住在他院子裏的難民，即使糧食緊張，他也至少保證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頓稀飯。所以，只要拉貝一出門，大家都跪在地上，叫他“活菩薩”。但對拉貝來說，這些跪拜他的中國人，讓他“難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俄羅斯留學生愛文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經參加過二戰，因此此行頗有些“繼承家族傳統、追尋祖先精神”的意味。他來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希望瞭解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事蹟。蘇軍飛行員技術精湛，在1937年11月22日南京首戰中即擊落日機。愛文發現，在戰鬥中不幸捐軀的涅日丹諾夫中尉和他幾乎是同鄉。涅日丹諾夫犧牲時只有24歲，和自己年齡相仿。“在俄羅斯，我們說，英雄必須爲人所知。那些在抗戰中幫助過中國的外國人，他們也都是中國人民的英雄。” 他單膝跪地，爲中蘇飛行員獻上一束鮮花。
波蘭留學生嚴立行說，二戰的時候波蘭也發生過很多和南京同樣的屠殺事件，所以他想做一個對比：人類應該從什麼角度來看待戰爭?這次嚴立行一直在尋找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馬吉用一架16毫米家用攝影機，祕密將日軍的暴行拍攝下來。這是迄今唯一留存下來的南京大屠殺影像。
留學生們還訪問了92歲的陳桂香和89歲的餘昌祥這兩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去檔案館查閱史料、尋訪南京安全區難民收容所舊址等。整個過程總共拍了超過600小時的素材。作爲實習記者，8名外國留學生需要將自己尋訪的內容寫成文字，刊登在《現代快報》上。這對於他們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第一次，既緊張，也興奮，還有些嚴肅。
嚴立行最終的文章標題叫《人類歷史上的105分鐘》，指代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紀錄南京大屠殺的影像的長度。他說：馬吉從窗戶裏拍到了這些。我不敢想象，如果馬吉被日軍發現，他可能就會沒命，人類歷史上就永遠沒有那105分鐘了。文章結尾他寫道：這105分鐘在人類歷史上就猶如大海中的一滴水。這滴水折射出不堪回首的過往，同樣折射出了可貴的人性光輝。
安東雷在他的文章中說：拉貝先生最初選擇留下來時，並不知道自己能成爲這麼多人眼中的“活菩薩”或英雄。這名普通的德國人，因爲內心的勇敢和良知，做了他認爲正確的事。結尾他引用了拉貝先生的的一句話——對於戰爭和一切暴行，我們“可以寬恕，但不可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