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學期有關文學理論的學習，似乎是在爲我更好地理解文學而開路，指引我更明瞭地辨析和鑑賞文學作品、更清晰地梳理和了解文學的發展歷程，這無疑是教人明智的。但這一切又確切地建立在老師的趣味性與通俗化的講解之上，畢竟以前文學理論是不爲我們熟知，也不易研究明白的。下面我將談談我從文學理論和老師身上所學到的一些知識。
首先是艾布拉姆斯有關文學活動構成的四個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讀者。以世界爲立論基礎，就衍生出了模仿論與表現論。模仿論強調對客觀世界的逼真的模仿，秦兆陽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中就說過文學應嚴格地忠於現實，藝術地真實地反映現實，並反轉過來影響現實。法國新小說派要求客觀記錄外在世界，不介入任何主觀色彩，也體現了模仿論，但這類小說情節簡單，人物沒有個性。茅盾《子夜》裏描寫的紙醉金迷的生活，明爭暗鬥的算計以及民族工業在夾縫裏艱難的生存都是在模仿當時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都市化上海的生活，而且茅盾也是最信奉現實主義，有洞察現實的獨特視角的，但在大筆墨描寫都市商業的發展歷程時則未免有些過於現實化，而不能凸顯作家的創造性，而遭人垢病了。
表現論更強調文學作品是作者主觀世界的真誠表現，郁達夫是一個較爲典型的代表，他在《沉淪》中着重描寫了一個日本留學生的孤獨、性苦悶以及痛恨國家懦弱的事，文中有着濃重的哀怨以及悲哀的感情色彩，而這與郁達夫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一致的。郭沫若在他的《女神》中也傾注了強烈的抒情色彩，尤其是他的《天狗》篇顯示了一個狂亂飛奔，激情燃燒的自我，回覆了自己的意識。他們都是傾向於浪漫主義的，但忽視客觀世界與文學的關係，不注重遵循文學的客觀規律，則有時難免流於無病呻吟。像巴金則被人批評激情過剩，理性不足，技巧不足，梁實秋作品則被人批評爲情感氾濫，沒有節制，純粹宣泄。
以文字爲立論基礎，則有了文字論。莫言的探索小說有對溫文爾雅的文化的叛逆，他的《透明的紅蘿蔔》有生存的困頓、痛苦的宣泄、苦難的掙扎、人性的扭曲，他的《紅高粱》裏邊毫不掩飾對不合倫理的情愛以及對土匪抗日的讚美，作品裏從不是溫和柔順的，而是顛覆傳統，讚揚原始的生命的活力的，但在他的現實生活裏他卻中規中矩，沉默寡言的，不敢觸碰不道德，也不敢觸碰法律的，這是文字論中強調的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不等同於作家的'主觀世界。馬原將小說完全視爲語言的遊戲，強調寫本身，而不重視思想內容也是文字論中的一個體現，但這種小說強行將兀自獨立的片段組合在一起，沒有情感和情緒的聯繫，也沒有什麼關於善的倫理的判斷以及人文關懷在裏邊，並不能給人真正的愉悅的審美感受，實際上沒有多大的價值。
以讀者爲立論基礎，有兩種理論，一是傳統的實用論，讀者處於被動地位，二是現代讀者體驗論，強調讀者的創造性。錢鍾書的《圍城》在結尾處其實也留下了空白點，我們知道方鴻漸與孫柔嘉的婚姻生活已成了爭執不休，隔閡不斷，索然無味的枷鎖，但究竟兩者是以離婚或是更慘烈的方式結尾，方鴻漸在這孤島的生活裏又將怎樣，仍然留待讀者想象和解決，這都是需要讀者積極主動的。
接着我要談談如何分辨文學上的善與惡。談及這個，我覺得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將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善與惡各自區分開來。桑德爾曾講過在現實中判斷善惡主要有兩個標準：道義論（爲道德而道德）、功利論（爲追求幸福而講道德）。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他說過出於善良意志的一切行爲都是爲善而善，他主張將人當做目的而非工具。後者又稱目的論，邊沁和密爾是其代表人物，兩人實際上都認爲善要增進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事實上，我認爲，讀者在文學中判斷善惡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這兩種倫理判斷的標準，但文學是虛構的，不但融進了作者的個人判斷與強烈的思想感情，讀者在閱讀時進行再創造的過程中也會受到作者的影響，同時還有着自己或許更爲獨特的見解，那麼在這些現實與文學的判斷標準則又大不同了。在古希臘信仰巴庫斯的宗教裏，無不體現着狂野與血腥，他們兇狠地捕殺動物以獻祭，在古代中國道法自然的社會以及現代有着法律約束的社會，這自然是不道德的，不善的，但在我們讀到歡快獻祭的詩時，恐怕也只會沉浸在這狂野的快感中而無暇顧及這對與不對了。
而文學上在涉及中間人物時，讀者對其善惡評判的標準有很大區別。對柳青《創業史》裏邊的樑三老漢，有讀者認爲他有着傳統小農的狹隘、落後、自私，是惡的；有讀者認爲他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善良樸實可愛，是善的；也有讀者認爲他有兩面，既是善的又是惡的。不過事實上，這都體現了人們對高尚品格的讚揚以及對低劣性的貶斥。但對張愛玲《金鎖記》裏的曹七巧，人們則是厭惡大於同情，她被迫嫁給雙腿癱瘓的病秧子和勇敢的追求愛情的確讓人同情，但她的猙獰異化以及對後代的迫害則讓人徹底地拋棄了她，這樣的判斷其實不但單與她的低劣有關，更離不開讀者強烈的感情判斷。
對同一個人，在不同的作品中，讀者的判斷都截然不同，如曹操。在《三國演義》中曹操無疑是個僞君子，真小人，但在《觀滄海》裏曹操在讀者的眼裏又成了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在易中天教授眼裏曹操則是個可愛的奸雄。這不同的判斷與作者的感情，以及人文關懷密切相關。但多種判斷標準比較起來，人文關懷是終極判斷，是最重要的。確實，中國在五四以來的作家就強調人文主義與平民文學，新中國成立後強調文學爲人民服務。但有些作家則把人文關懷當做好作品的唯一標準，這是極其錯誤的，真正好的作品需要真善美的統一，而不是單方面的。
上面只談到了學習到的一部分內容，在我看來學會自我思考纔是最有價值的。在此，又不得不談起老師對我們的教導，我是十分感謝老師，同時也是十分喜愛這門學科的，我衷心希望自己能在文學理論這條路上走得更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