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爲“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下面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的于成龍個人成就事蹟材，歡迎大家閱讀。
爲政舉措
于成龍在羅城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後，他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着爲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着又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內憂外患的同時，于成龍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復生產，他常常深入田間訪問農事，獎勤勸惰。農閒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築城牆。對遷入新居的農家，還親爲題寫楹聯，以示鼓勵。在深得民心之後，他又以剛柔並用的鬥爭策略，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這些一向桀驁不馴的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
于成龍上任合州時，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爲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佔即爲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爲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爲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爲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
治道省訟
“盜”成爲清初一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爲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總是親自訪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瞭如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爲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稱。他鐵面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曾排解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從而被百姓呼爲“於青天”，民間還流傳着“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蹟，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的《於中丞》一節中，就敘述了有關他的兩個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
重審“通海”案件
于成龍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爲民稱頌的好事。當時一清廷爲對付臺灣鄭氏的抗清勢力，實行了“海禁”政策。當地統治者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動輒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使許多沿海漁民罹難。于成龍在審閱案卷時，發現每案被擬極刑的就達數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孺子。於是他堅決主張重審，對怕得罪清室而勸阻他的人說：“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鹹阿從事!”在他的力爭和主持下，先後使千餘名百姓免遭屠戮而獲釋，貧困不能歸者還發給路費。
整頓吏治
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爲“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爲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於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讚他爲“今時清官第一”，並“制詩一章”表賜白銀、御馬以“嘉其廉能”。未逾兩年，又出任爲總制兩江總督。
身爲“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爲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賄賂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佈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卹、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爲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爲地方官的行爲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爲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爲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里，深爲可惜!”爲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於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爲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科考教育
于成龍對科考和教育也十分關心。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官僚、勢豪賄通學政，科考中舞弊之風盛行，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往往落榜。針對這種狀況，于成龍規定：一旦發現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對教育的重視還表現於他在各地興辦學校上。即使是像羅城那樣條件困難的地區，他也很快辦起學堂，並鼓勵徭、壯子弟入學。他多以倡導地方紳仕捐資的方式興辦“義學”。
生活簡樸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爲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爲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爲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爲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
藝術文化
于成龍擅長書法，詩詞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後由其門人和孫於準輯成《于山奏牘》7卷附錄1卷和《於清端公政書》8 卷行世。此外，于成龍任職直隸和兩江期間，曾組織編寫了他《畿輔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對整理和儲存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資料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