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假中，我們六兄妹相聚在弟弟家。因爲在他近50歲時終於蓋起了一棟樓房，我們前去祝賀。房子的外觀樣式、內部結構、裝飾設定，還是不錯的。從老家回來，將我寫的關於弟弟的一篇文章進行了修改。
一個人只要心還沒有麻木冷酷，常常看到某一羣體或階層的人，不由就想起屬於這類羣體或階層的自己的親人。
過去，我每當看到挑擔拉車挖土賣菜的農民，心裏就念起了弟弟：也許他正直着腰挑着一大擔泥土；也許他正埋着頭拉着一滿車糧食；也許他正傾着身揮着一把重挖鋤；也許他正仰着臉喊着一聲便宜賣、、、、、、此時，雖然我提着一個黑公文包，按照公務員應有的步態踱在街道邊，但心裏不免有些酸楚。
我有四個妹妹，只有一個弟弟。他、大妹和我同一個父親。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已患了淋巴癌，算命先生說他克父，家裏要是將他送給人家，父親不同意，他說寧願自己死也不這樣做。父親去省城看病，醫院拍電報要親屬去簽字，媽抱着剛滿月的他去漢口。父親在醫院裏看書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叫媽先走，自己沒做手術就隨後回家了。父親被病魔折磨得難受，弟弟不時啼哭，父親痛苦地說，我們真是對頭啊。那時我已懂點事，無奈地看着弟弟，心裏求他別哭了。父親去世下葬時，弟弟還不會走，是別人抱着下跪的。
在我們成人之後，兄弟二人因謀生方式不同，之間的差別已不是“剪刀差”的差幅了。我進機關做了個小公務員，雖然富不起來，但只要按職責做事，依本份做人，“旱澇保收”，養家餬口沒有問題。弟弟種了幾畝“責任田”，一年到頭辛苦勞作，年成好，還可維持“簡單再生產”；年成壞，就麻煩了，特別是有幾年日子過的特別困難。記得有一年的八月，當我爲女兒買了臺鋼琴的時候，而弟弟卻正爲女兒的學費發愁。
生活的艱辛，使弟弟黑瘦黑瘦，頭髮蓬亂，鬍子拉喳。我比他大4歲，每當我倆在一起，人家都說哥哥比弟弟年輕多了。每當聽到這話，我心裏不是高興反而難受。有時在心裏責怪自己無能，在外面不會“混”，連一個弟弟都幫照不到，還是一個什麼市委機關的幹部，連一個村長都不如。有些官人莫說自己的親弟弟，就連情婦姘頭的弟弟，都安排得好好的。唉，實在自感慚愧！
弟弟他不怨我。他理解我，他說我這個性格能使自己在外頭吃份安穩飯就不錯了。莫說弟弟是個農民，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對社會生活的洞察，有時比我這個意識形態部門的'人還要強一些。真實而艱辛的生活，使弟弟這一代農民在勞作之餘也想些深層次的問題。以前，每當我說他不會搞，給他講些農村政策，提些發展思路，他總是感到很委屈，說我在上面不知道農村最下面是個什麼情況，不像我給人家講理論課那樣簡單。此時，我們都不做聲了。
有時，不懂事的侄兒問他，爲什麼他和我生活不一樣，他總是嘆口氣，說都是人的命。我一聽這話，心裏甚感悲涼，認爲他把這些話說給下一代，沒有什麼積極意義。其實我對自己一些事，有時也是這樣排解的。一個普通老百姓不這樣想，又還能怎樣想？記得他讀書時常在筆記本上寫這樣一句話：“寧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母親在我們小時候常常進行這樣的教育。我想，這是他和我都沒“混”到蠻大個“板”的性格原因，只不過我在“外邊混”，適者生存，學得比他稍微“靈活”些。但這不是我與他產生差別的原因。
弟弟很少來我家，一年次把兩次，主要是農活忙。當我吃了午飯已進入夢鄉、吃了晚飯消遣在一些無聊電視節目的時候，他還在田裏勞作，或是餵豬喂牛。以前我還回老家過春節，很有幾年不回去了，除了不願增加他的負擔外，覺得城裏舒適。他來我家總是用裝米裝化肥用過的“蛇皮袋子”提些自己田裏的產品，雖然與我送給他的東西比，價值要小得多，但我知道不能這樣比，這裏面的“含勞量”大不一樣。他提來的東西，是他辛苦汗水的凝結，我送給他的東西，得來比他容易多了。仔細一想，我送給他的東西，其實裏面也有他的汗水。沒有像弟弟這樣衆多的農民以及其他各類納稅人，像我這樣的人能生存嗎？能這樣舒適嗎？
由於這份情感使然，雖然我進了一箇中等城市的黨政機關，戴着壓膜眼鏡，夾着真皮公文包，但對提“蛇皮袋子”的人，我從不鄙視，不用另外的眼光和口氣。我對那些從農民身上胡亂搜刮，“騷整”農民上交起來的錢，尤其又是從農村出來，腳上的泥巴還沒洗乾淨幾天的人，總是不理解，這些人是怎麼啦？這可能因爲我出自農村，有“農民情結”。我想，無論是誰，對出身本原和存在基礎是不應該忘記的，更不應該鄙視。
最近幾年，國家調整了“三農”政策，農業的狀況、農村的面貌、農民的生活發生了大的變化。正因如此，弟弟纔好不容易建起了樓房。
然而，總體看，城鄉之間的差距卻在繼續拉大，有些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解決的程度了。如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是我們實行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
新年之際，祝福弟弟及農村廣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