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民工荒”和“漲薪潮”越來越受到輿論關注，與之相關聯的一個新羣體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他們出身農村，考上大學，進入城市，畢業後卻又與進城打工的農民工重新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和這些未曾“越過龍門”的兄弟搶飯碗，職業和工資相差無幾，同樣在城鄉之間漂浮，他們被賦予了這樣的稱謂---大學生農民工。而民工化就業，正成爲越來越多農村大學畢業生的無奈選擇。
“說到底，我也是個農民工”
3月13日中午，在義烏一家外貿公司工作的湘妹子宋彤匆匆趕回租住的公寓吃中飯。“在單位叫外賣，一葷兩素的快餐就要10元錢，自己燒麪條吃，不到兩元錢就夠了。”宋彤現在每個月的工資是1500元，光房租就要400元，還要負擔正在上大學的弟弟生活費，經常入不敷出。
宋彤2012年從湖南吉首大學資訊管理與工程學院畢業時，正趕上金融危機，在當地找了半年的工作依然沒着落，後來聽在義烏打工的初中同學說這邊工作比較好找，就向家裏要了500元錢趕過來。
“我也沒想到，我一個大學生竟然要來投靠初中生，乾和她一樣的活，發到手的工資還沒有她多。”宋彤說，在那家廠幹了半年後，她跳槽到一家外地企業駐義烏辦事處當文員。“原來在廠裏上班吃住不用愁，花不了多少錢，每月1400元的工資我可以寄回家1000元。在公司上班雖說每月也有1300元工資，可交完‘五金’後，能發到手的'不到1000元，還要自己租房子，就很難有錢往家裏寄了”.
去年，宋彤的弟弟考上了大學。父母和她商量，希望她承擔弟弟每月500元的生活費。宋彤只得辭了文員的工作，到現在的外貿公司上班。
大概以爲宋彤在這邊過得不錯，去年8月開始，她的幾個姑姑、表妹先後來到義烏找工作，住進了她租住的公寓。“就這麼十幾個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住三個人，平時吃的用的都要我掏錢。”一次，囊中羞澀的宋彤讓姑姑去買了一瓶洗髮水，沒想到當晚父親就打電話來罵她，說她上大學時姑姑家還資助過她，怎麼可以大學畢業了就忘恩負義。“說我一個大學生工資還沒有姑姑她們高，誰信呢？其實，我也是和她們一樣的農民工呀！”說到這裏，宋彤已經眼淚汪汪。
“專業不對口，我們沒有優勢”
宋彤以前的同事徐麗霞3月5日剛被外貿公司炒了魷魚，頂替她的是一名高中畢業生。“這沒什麼奇怪，我學的是計算機，現在做財務；徐麗霞學的是工程管理，做的是文員。因爲專業不對口，在工作上和其他人相比，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並沒有多少優勢可言，老闆反而會覺得你眼高手低，出一點小失誤就會找人頂替你”.
3月8日下午記者找到徐麗霞時，她正在義烏人力資源市場找工作。“下過工地，跑過業務，不怕苦也不怕累，好不容易當上文員，半年不到竟被炒了魷魚，想想真沒意思”.
來自重慶的徐麗霞是獨生女，大學快要畢業時，東陽的一家建築公司到學校招人，她不顧父母反對跟了過來。可是，她沒能留在總公司坐辦公室，而被安排到外地的一個建築工地，在那裏待了8個月。看看回總公司遙遙無期，在男朋友鼓動下徐麗霞辭了職。接下去是結婚、生子。孩子十幾個月大後，徐麗霞把兒子交給在重慶的父母帶，來到義烏找工作。“我婆家在金東區，老公在東陽，我就選擇義烏這個中間點，沒想到找一份稍微體面一點的工作竟這麼難。”徐麗霞一開始在外貿公司跑業務，後來當文員，沒想到春節過後一個剛來公司做內勤的女孩竟頂了她的崗。
無奈一個人幹兩份活
王劍品家裏世世代代是農民，2005年他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學，是家族裏第一個大學生。“我考上大學後親戚們都來祝賀，認爲我畢業後肯定有出息”.
2012年初，快畢業的王劍品開始四處找工作，屢次應聘受挫後，他選擇了一家小公司。要吃飯、租房、坐公交，一個月800元工資根本無法應付最基本的開銷，而他又無法再向家裏要錢，甚至無法跟家人訴苦。百般無奈之下，他選擇晚上到一家火鍋連鎖店做兼職。“火鍋店晚上上班，每月有將近2000元工資，還管吃住，而我在公司上班到現在一個月才1200元工資。爸爸媽媽含辛茹苦供出了我這個大學生，絕不允許我在火鍋店當服務生，但兩份工作一起做又有些吃不消。我已經和金華的一家快遞公司聯繫好了，5月份去上班，說是業務經理，其實就是當快遞員”.
說起大學畢業生民工化就業，王劍品說這是無奈的選擇。“城裏的同學，家人能夠幫着找工作 ,哪怕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也有地方吃，有地方住。而像我這樣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畢業生就不行了，畢業後就成了家裏的希望，不但不能依靠家裏，家裏還想着依靠我呢，不盡快找份工作行嗎？但我相信，哪怕當了農民工的大學生也有自己的抱負，目前的選擇只是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