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名人經典故事1
第谷·布拉赫，1546年12月14日生於丹麥斯科訥，出身貴族，14歲入哥本哈根大學。第谷從小迷戀天文觀測，終身致力於天文儀器製造和天文研究。他一生積累的觀察數據和資料，對後來的著名天文學家開普勒有極大幫助。
1576年2月，丹麥國王將丹麥海峽中的汶風島賜給第谷，並撥鉅款讓第谷在島上修建大型天文臺。這座天文臺被譽爲“天堡”，它規模宏大，設備齊全，所用的天文儀器幾乎都是第谷設計製造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第谷象限儀。這座天文臺還有配套的儀器修造廠、印刷所、圖書館、工作室和生活設施。第谷在此工作了21年，重新測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天文數據，他的測量結果與現代值都很接近。
第谷不斷改進觀測儀器，如在窺管上引入附加的照準器，找到了既精巧又方便的橫向劃分法，提高了儀器的精確度。他測定了大氣折射改正表，爲後人的觀測活動提供了很好的參照。第谷透過重新測定恆星的位置，編製成比以往更準確的1000多顆恆星的星表。
1588年國王逝世後，天文臺資金十分困難，第谷艱難地維持了10年，於1597年3月被迫關閉天文臺。1601年10月24日，第谷辭世。
第谷·布拉赫曾經使用過的望遠鏡。
有趣的名人經典故事2
伽利略拿着兩個重量不一樣的球，來到比薩斜塔上。塔下面已經有很多人在圍觀。在一片驚呼聲中，他們緊緊地盯着伽利略，他手裏那兩隻球同時從塔頂下落。“是一起着地的。”人們大聲喊起來。
這個故事是我上小學的時候，在課堂上聽老師講的。現在，我知道，這個伽利略晚年的學生維安尼在寫伽利略傳記中提到的故事，不過是個謊言。
《科學的歷程》爲我們開啟了科學真實的歷史過程。對於這件事，《科學的歷程》這本書談到，經過科學史家的考證表明，沒有任何理由顯示伽利略做過這一實驗，伽利略本人對這個實驗也從來沒有提起過。在伽利略之前，倒是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1856年，荷蘭物理學家斯臺文使兩個大小不同、重量比爲1比10的鉛球，從30英尺的'高度下落，結果兩個球幾乎同時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伽利略也許聽說了這個實驗，可能也親自動手做過，但是，結果可想而知。
事實是，一位亞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學家爲了反駁伽利略，倒真的是在1612年在比薩斜塔做了一個實驗，結果是相同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體並不是同一時刻到達地面的。伽利略對此有一個辯護，意思是說，重量1比10的兩個物體下落時只差很小的距離，可是亞里士多德卻說差10倍，爲什麼忽視亞里士多德派如此重大的失誤，卻盯着我小小的誤差不放呢？這個辯護也可以說明，伽利略並沒有在比薩斜塔上做過那個著名的判決性實驗，他要是做了這個實驗，那就是自討苦吃。
但是，伽利略的學生爲什麼要編造這個謊言呢？看了該書的第18章對近代科學方法論的介紹，我突然有了領悟。真正代表近代科學方法論精神的，是伽利略和牛頓。伽利略最先倡導並實踐了“實驗加教學”的方法。但是，伽利略的實驗並不是培根意義上的觀察實驗，而是理想化的實驗。地球上的任何力學實驗都不可能避免摩擦力的影響，但要認識基本的力學規律，必須首先從觀念上排除摩擦力。只有這種理想化的實驗纔可能與教學處理配套。
原來，這個實驗不過是一次頭腦中的“理想實驗”。就一個理想實驗來說，它當然是真實的。這就是所謂的“真實的謊言”吧。
“讀史使人明智。”這是該書作者吳國盛寫作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目的。他說，科學故事也許能誘發孩子對神奇的科學世界的嚮往，但是，對正規的理科學習並沒有多大的幫助，倒是相反，一些以訛傳訛的傳奇故事，對於深入理解科學理論是有害的。因此，他要寫一部嚴肅的科學史的普及讀物，這有助於理科教學，有助於理解科學的發展，有助於理解科學的社會角色和人文意義。但我覺得，一旦我們真正地瞭解了科學的歷史，意義決非僅此而已。
有趣的名人經典故事3
李希霍芬是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近代早期中國地學研究專家。1833年5月5日生於普魯士上西里西亞卡爾斯魯赫（今屬波蘭）。1856年畢業於柏林大學。曾任柏林國際地理學會會長、柏林大學校長、波恩大學地質學教授、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等。1905年10月6日在柏林逝世。
李希霍芬早年曾研究蒂羅爾和阿爾卑斯山脈地質，成功地建立了南蒂羅爾的三疊系層序。他對喀爾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蘭西瓦尼亞區域地質的研究也卓有成效。1860年，他作爲地質學家，應邀隨同德國經濟使團去遠東，訪問了錫蘭（今斯里蘭卡）、日本、臺灣、西里伯斯、爪哇、菲律賓，並從曼谷旅行到緬甸的毛淡棉。1863年—1868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進行地質調查，發現了金礦。
李希霍芬1868年9月到中國進行地質地理考察，直至1872年5月，將近4年，走遍了大半個中國（14個省區）。回國之後，從1877年開始，他先後寫出並發表了五卷並帶有附圖的《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爲根據的研究》。這套鉅著是他4年考察的豐富實際資料研究的結晶，對當時及以後的地學界都有重要的影響。
他在《中國》第1卷裏，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中國的黃土，最早提出了中國黃土的“風成論”。他也採集了大量各門類化石，收集了很多各時代地層資料。德國古生物學家弗萊希、施瓦格、凱塞爾等對李希霍芬所採化石的研究論文也發表在《中國》各卷中。李希霍芬在遼寧、山東、山西和河北北部建立了3條系統剖面。他首先提出了“五臺系”和“震旦系”等地層術語。
他對中國造山運動所引起的構造變形有開創性的研究。他在山東、北京西山、大青山、五臺山等地發現了許多褶曲和正斷層，在泰嶺發現了逆掩構造，在《中國》第2卷中的“中國北方構造圖”上，他畫了一條被稱爲“興安線”的推斷構造線，從興安嶺經太行山，一直達到宜昌附近。他還提出了中國北方有一個古老的“震旦塊”，是一個具時間關係的地質構造單元。
他在《中國》第2、3卷中，將中國各地火成岩作爲地層剖面中的一部分加以描述，如遼東古老的高麗花崗岩，秦嶺天台山志留紀花崗岩，南京山地花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
近代早期來華考察的地學家中，經歷時間之長、蒐集資料之豐富、發表著作分量之大，李希霍芬是極爲突出的。他爲中國地質、地理之研究，作了奠基性、開創性的貢獻，尤其爲當時的中國帶來了近代西方地學、甚至整個自然科學的思想和方法，他是近代中國和西方國家科學交流的重要先驅，對近代中國地質學、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有趣的名人經典故事4
現在，自行車像潮水一樣，遍及世界各地，進入家家戶戶。但很少有人知道，發明自行車的是德國的一個看林人，名叫德萊斯（1785—1851）。
德萊斯原是一個看林人，每天都要從一片林子走到另一片林子，多年走路的辛苦，激起了他想發明一種交通工具的慾望。他想：如果人能坐在輪子上，那不就走得更快了嗎！就這樣，德萊斯開始設計和製造自行車。他用兩個木輪、一個鞍座、一個安在前輪上起控制作用的車把，製成了一輛輪車。人坐在車上，用雙腳蹬地驅動木輪運動。就這樣，世界上第一輛自行車問世了。
1817年，德萊斯第一次騎自行車旅遊，一路上受盡人閃的譏笑，……他決心用事實來回答這種譏笑。一次比賽，他騎車4小時透過的距離，馬拉車卻用了15個小時。儘管如此，仍然沒有一家廠商願意生產、出售這種自行車。
1839年，蘇各蘭人馬克米廉發明了腳蹬，裝在自行車前輪上，使自行車技術大大提高了一步。此後幾十年中，涌現出了各種各樣的自行車，如風帆自行車、水上踏車、冰上自行車、五輪自行車，自行車逐漸成爲大衆化的交通工具。以後隨着充氣輪胎、鏈條等的出現，自行車的結構越來越完善。
德萊斯還發明瞭絞肉機、打字機等，都能減輕勞動強度。現在鐵路工人在鐵軌上利用人力推進的小車，也是德萊斯發明的，所以稱它爲“德萊斯”。
有趣的名人經典故事5
英國動物學家、古生物學家。1804年生於英國蘭開郡蘭開斯特。1820年從外科醫生學徒。1824年赴愛丁堡學醫。1825年轉至倫敦聖巴塞洛繆醫院。他被接納爲英格蘭皇家外科醫生學會的一員，並被任命爲皇家外科醫學院博物館長的助手，負責管理著名解剖學家J·亨特收藏的標本，並開始行醫。1831年去巴黎拜訪G·居維葉，並研究法國自然博物館的標本。1834年當選爲皇家學會會員。1836年任皇家外科醫生學會的亨特講座教授。1837年又任該會的解剖學和生理學教授以及皇家協會富勒講座的比較解剖學及生理學教授。1856年任大英博物學部主任，專心從事研究，並一直致力於發展倫敦南肯辛頓的大英博物館（博物學部分）。1884年退休時被晉封爲巴斯勳位爵士。1892年12月18日在倫敦逝世。
歐文的早期著作有他根據倫敦外科醫生學會博物館所藏比較解剖學生理學系列標本所編寫的《分類目錄，附說明及圖示》（1933），編此目錄使他取得了有關比較解剖學的豐富知識。他的《珠光鸚鵡螺》（1832）這一經典著作更使他在動物學界嶄露頭角。19世紀40年代早期，他對比較牙齒的結構傾注了大量精力，因爲他深知牙齒是身體的最堅固的部分，也是以化石的形式最容易被儲存下來的部分。另外，從牙齒可以瞭解到大量的關於一個動物的食性習慣和生活方式的材料，1840—1845年他發表了《牙體形態學》，是研究牙體結構的主要著作。1846年，他出版了《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和生理學講義》，是他在亨特講座和富勒講座期間教材的結晶。
歐文在古生物學研究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他是最早採集和研究恐龍的主要學者之一，“恐龍”（Dinosaur，意爲“可怕的蜥蠍”）一詞就是他在1842年創造的。1846年他發表《英國化石哺乳動物和鳥類的歷史》。1849—1854年他又發表了《英國化石爬行動物的歷史》。1854年，他在倫敦的水晶宮裏複製出供展出的第一批原大的恐龍模型，向廣大羣衆普及古生物知識，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他還研究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古生物，第一個描繪了巨大的、已於新近滅絕的新西蘭恐鳥。1866—1868年，他出版了經典鉅著《論脊椎動物解剖學》。
歐文在19世紀大部分年代是居維葉真正的繼承人。他也同意德國博物學家L·奧肯學派的“生機論”觀點，認爲進化透過細胞內部的動力而發生。所以，他20多年的同事和好友C·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進化論於1859年問世時，他表示堅決反對。他覺得透過自然選擇的進化太惟理了，完全是偶然機緣的產物，因而不能接受。他甚至發展到寫匿名文章（愛丁堡評論，1860）攻擊達爾文，並親自指使威爾伯福斯主教去和達爾文的主要辯護者T·赫胥黎論戰。當達爾文的論著在科學界被普遍承認時，他的態度也有所改變，承認達爾文論據的精確性。但並不能根本扭轉他否定達爾文學說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