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間走到無人的街道上，總是感覺背後有人，天啊，我是不是瘋了啊!小編帶大夥帶來了一些有關這些方面的內容。
受此困擾的人日益增多
心理健康專家稱，這種“被選中”的觀念已在患有精神症狀的羣體裏紮根，這種症狀遠自古以來就一直困擾着人類大腦。只是現在，受症狀折磨的病人們走入了網絡，他們成立互助團體，並且拒不接受針對自身症狀的醫學解釋。
這個羣體誕生於互聯網的襁褓，在對政府監控的憂慮情緒的推動下持續發展，其人數在9·11之後激增，如今保守估計已超10萬。精神專家稱，該羣體的多數人似乎都患上了妄想症或精神分裂症。
而所謂的“陰謀”也尚待探討
少部分精神專家對這些人做過詳細研究。他們發現，這些人的精神疾病史都出現了惡化：上萬受這種觀念困擾的人們一起抱團，要求社會承認他們的妄想是真實存在的。
這些人籌資組織各種運動：發起資訊宣傳活動、舉辦國際交流會議，並在法庭及法律內容上爲自身爭取權益。
或許，迄今最好的活動結果出現在去年加利福尼亞州的里士滿，其羣體成員成功遊說市政委員會透過一項決議，禁用他們看來可以控制思想的天基武器(在空間進行反衛星、反導、反航天器作戰和從空間對陸海空作戰的武器系統;譯者注)。同樣的遊說活動也出現在了圖森。
妄想症的“迴音壁”死循環
目前，針對跟蹤團體的研究可能只有一個，而Lorraine Sheridan博士正是該研究的作者之一。她說，這個羣體的危險性在於，他們不同於其他普及心理困擾的團體。比如焦慮症團體、自殺團體，網絡可爲他們提供大量的醫療資訊和治療手段。然而對這羣跟蹤妄想症患者，網絡卻無能爲力。
這是因爲，若在網絡檢索“跟蹤團體”，會出現無數網頁告訴你：的確有跟蹤你的人。“讓我脊背發涼的是，沒有網站試圖使那些‘被選中的人’相信他們正處於妄想之中”，Lorraine Sheridan博士說道，“他們最終陷入了一個封閉的‘認知迴音壁’裏，認知與妄想自圓其說。”
在網上流傳的指導手冊中，羣體內身經驗豐富的成員向新人傳授心得：
1.不要與你腦袋裏的聲音抗爭。
2.如果你的家人告訴你，這些是你想象出來的，那你的家人說不定也是你想象出來的。
3.“不要看精神病醫生。”
這個羣體橫跨所有的社會階層與職業，包括律師、軍人、藝術家和工程師。在Facebook上和電話支援小組中，他們爲自己受到所愛之人的懷疑而自哀自憐，他們分享圍繞街區轉圈的黑卡車的故事，或者談論加入這場宣傳運動的同事。
一種隸屬“被選中的人(T.I.)”團體的次團體在亞馬遜上名聲大噪。左圖是John Hall的《豚鼠：控制大腦的方法》。右圖爲Robert Duncan的《如何馴服惡魔》。
他們自費出版了好幾十本電子小說，書名如《在美國受折磨的日子》、《我的生活一去不復返》。在成百上千的YouTube視頻裏，他們拿出各種被跟蹤的證明，並試圖收集有關跟蹤者的證據，即使他們碰到的人是毫無嫌疑的陌生人。
“他們就是想從根本上毀了我，而且他們已經做到了，”菲尼克斯一位年輕母親在視頻裏強忍着淚水說道。爲了保護隱私，她視頻裏的名字被遮擋了。她說她的女兒不再照顧她並把她送進了行爲矯治醫院。“但是，爲了剩下的人生我會努力抗爭的。”
她還補充到，“你知道嗎，我沒有瘋。”
Sheridan博士的研究是與司法精神病學專家David James博士共同進行的。該研究觀察了128例自稱被跟蹤的患者，結果發現他們好像幾乎都處於妄想狀態。
“人們需要認識到一點，對於那些不經意發現自己“被跟蹤”的妄想症患者而言，T.I.這一概念能解釋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James博士說道。
雜亂無章，五花八門的陰謀論
或許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個羣體會因不同的陰謀論而割裂。一部分人認爲該陰謀背後的支援者是金融精英階層;其他人則認爲是外星人，鄰居，共濟會，或者某些聯合組織在背後搞鬼。
但這個宣傳運動裏最高調的聲音認爲，他們受到的跟蹤監控是美國爲統治世界而做的思維控制實驗的一部分。該聲音稱，美國軍隊從未放棄MK-ULTRA——美中情局上世紀50至60年代臭名昭著的控制大腦項目。
該觀點的帶頭支援者之一是一名來自聖安東尼奧的麻醉師，名叫John Hall。
John Hall，聖安東尼奧的一名麻醉師，“被選中的人”的羣體帶頭人之一。
在他2009年出版的《新物種：美國的衛星監控恐怖主義》一書中，他給出了爲什麼說自己被跟蹤的理由。他寫道，間諜在他的水裏投入漂白劑，還用聲音連番干擾他，以製造謀殺他的恐怖感
這本書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爲書的作者本身：他身處醫療系統，具有醫生資格證，卻告訴那些“被選中的人”，說精神病學家的確在誤導他們。就算是門衛也和那些精神專家一樣瞭解人類大腦，他寫道。
51歲的Hall受邀參加Coast to Coast AM節目的一則訪談。該節目是一個陰謀論電臺秀，其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聽衆據稱上百萬人。節目結束後，Hall稱，“我大概收到了3000至4000封郵件，發件人都說：‘我在美國，我身上發生過一樣的事情’、‘我在弗羅裏達經歷過相同的事件’、‘我在加利福尼亞，我遇到了一樣的情況。’”
Hall說，這些案例的雷同之處恰好激發了他們愈發廣泛的宣傳運動。“如果精神病學家堅持認爲這些跟蹤事件是妄想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導致的，好呀，”他說道，“但是每個被跟蹤的人都經歷過一模一樣的事情，如何解釋?”
雖然Hall接下來需要接受德州醫療協會的精神健康檢查，但他還可以繼續持有醫師資格。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其他許多自認爲是跟蹤團體受害者的人們均相繼失業。他們受同事嘲笑，他們的親人在盡力容忍。但朋友和伴侶都離他們而去。
暴力的藉口
被跟蹤帶來的絕望感激發了一部分人的暴力行爲。
比如，該羣體內的許多人都堅信，Aaron Alexis本身就是受跟蹤困擾的受害者。2013年，Aaron Alexis在華盛頓海軍基地開槍殺死了12人。這位前海軍留下一份檔案，指控海軍用“極低頻”的電磁波攻擊他的大腦。他獵槍的一側刻着文字“my elf weapon(我的精靈武器)”。
另一位患者Myron May，他精神疾病出現的時間並不確切，但是到2014年秋天的時候，他已經“病入膏肓”了。他辭掉了在新墨西哥的檢察官工作並前往弗羅裏達旅遊。在這裏，他錄製了一則視頻，來說明跟蹤團體是怎樣毀了他的生活。
“如你現在所看到的，”他對着鏡頭說道，“我根本沒瘋。”
他在視頻中講了一段在加氣站的經歷，他堅信加氣站有帶着墨鏡的人在模仿他的一舉一動。“簡直令人毛骨悚然，”他說，“我做的所有事情他都跟着做。”
在視頻的後半截，他開始爲自己未來可能的罪惡祈求寬恕。“上帝啊”，他說道，“現在，我請求你彎下頭顱，看看這世界上被選中的人吧。請幫助他們脫離這瘋狂的苦海吧。”
May，2005年畢業於佛羅里達州立大學。2014年11月20日，他走進母校圖書館，開槍致三人死亡、一人癱瘓。官方稱，他鼓動警察擊斃自己，被擊中要害前還朝警察所在的.方向開槍射擊。May時年31歲。
大多數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不會訴諸暴力，但研究仍然顯示，少數處於急性精神病發作期的人——特別是伴有命令性幻聽(在沒有客觀的說話聲音存在下，患者聽到有說話聲命令他做某件事;譯者注)的妄想型——更易採取充滿敵意的攻擊行爲。
嘗試：T.I.裏的大部分成員，和其他普通人一樣，反對Alexis和May製造的槍擊血案。然而，據研究顯示，依舊有一些成員接受了 Alexis 和 May的觀點，認爲他們正處於極權的壓迫之下。他們爲此大惑不解，人怎麼能如此心狠手辣呢?
來自弗羅裏達州塔拉哈西的Karen Stewart認爲，不計其數的普通百姓已經被國家安全局洗腦，所以他們才把她當作叛國賊或是恐怖分子。無論她去哪，無論她說什麼——去教堂，去零售店，去看醫生——他們都在那裏，悄悄地監視着她。
這讓Stewart困惑不已。但更糟的是，“看到我們國家有這麼多反社會的人，真讓人怒火中燒。他們都是徹頭徹尾的羣體思維犧牲品，”Stewart說道，“我甚至都不能把他們看作人類了”。
“我需要意義：沒有妄想，生活無法繼續”
Susan Clancy是畢業於哈佛的心理學家，她研究了那些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綁架的人。她認爲，要說服病人相信自己所說的話是妄想出來的比登天還難，他們會抓住那些用以解釋自身妄想的觀念，不會放手。
“我想這是一種對意義感的需要，也是一種理解自己生活意義以及生活問題的需要，”她說，“這樣一來，你就不是可有可無的平凡人。你正被C.I.A(美安情局)監控着呢。”
Clancy博士認爲，如果從這種角度解釋，那麼這樣的被跟蹤妄想就與宗教信仰有異曲同工之處：一旦拋棄妄想，那麼他的生活將天翻地覆。
Paula是Trespas的母親。她說她會避免和兒子爭執。
“這不是他想象出來的事情，”她說，“他的的確確感受到了他所感受的，體會到了他所體會的。我最後直截了當地對他說：‘看着你承受這樣的折磨，我真是難過至極。真希望我能做點什麼。’”
覺得自己是“被選中的”人們說，如今最大的希望在於，社會能夠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作出反應並採取制止措施。還有一些人也會向精神專家尋求幫助;其中一部分人的妄想會逐漸消失，而對於剩下的那部分而言，精神專家稱，他們治療後的效果並不理想。他們都醞釀着自殺。
現年49歲的Trespas說自己曾嘗試過自殺。
上個月，Trespas在布魯克林的一家咖啡廳裏告訴我們，目前令人欣慰的事情是跟蹤他的人差不多銷聲匿跡了。但是那些騷擾他的人卻使他染上了莫吉隆斯症(一種多症狀綜合症，尚未明確其是否真實存在，常表現爲面板強烈的瘙癢感以及異物感;譯者注)——猶如密密麻麻的昆蟲在面板上爬動，令人毛骨悚然又痛苦不堪，多數醫生認爲這是一種心因性疾病(心理因素導致的身體疾病;譯者注)。
他神情憔悴，眼神疲倦而哀傷。他說，從跟蹤者出現到現在已經八年，如今他沒法從事任何工作，他的朋友也都離他而去了。
網絡羣體一直是他的主要支援來源，“但是我們都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他說，“或許我們都抓着錯誤的想法不放。我也很茫然。這也是我爲什麼嘗試堅持接觸外界的資訊——誰、做了什麼、怎麼做、爲什麼做——也許是我錯了呢。”
但有一件事他很確定。他說：我沒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