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有誰是不會受苦的呢?其實你受的苦將會照亮你來時的路啊!你受的苦將會照亮你來時的路是小編爲大家整理的，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個人和專業的發展
梅的生活和思想早期受到的影響
羅洛·梅對於自己在美國中西部所受的教養引以爲豪，並且梅也深信他性格中的慷慨、友好、道德、力量、勇氣以及堅韌來自於自己的教養(Hannush，1999，p.130)。根據他侄女芭芭拉·梅的說法(個人談話，2006年11月26日)，雖然梅本人承認他的早年生活受到強烈的道德引導，但其實與雅緻無關。芭芭拉·梅證實了詹姆士·布根塔爾在羅洛的訃告中所描述的內容(Bugental, 1996, p. 418)：羅洛的母親罹患過短期的精神病且他的長姐患有精神分裂症。而羅洛的父親的堅信自己的女兒精神分裂是因爲受了太多教育。在聆聽芭芭拉·梅說話的同時，我正在閱讀這一課程的資料，我認爲無論是作爲牧師、教育者、哲學家還是心理治療師，梅的驅動力並不是來自於他對於父親狹隘思想的背叛，也不是他刻意的敵對選擇。
梅在很多學校進修過並取得了多項學位，其中包括英文和神學學士學位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取得的博士學位(deCarvalho, 1999, p. 51)。在20世紀30年代初，梅在希臘教授英文並師從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後者影響了他的思想。梅在歐洲的生活也讓他有時間去研究古典的人文學科，比如藝術和神話學(Bugental, 1996, p. 418)。也正是在這期間，對於藝術的熱愛在梅的心中開始綻放。
受苦和成長
梅的早年生活中經歷的心理-精神和身體健康的兩段危機，對他的思想以及最終形成他的哲學和心理學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一個危機是他在希臘教課時患上的"神經衰弱"(Hannush, 1999, p. 132)，第二個則是他在紐約州北部一家療養院與肺結核的抗爭(deCarvalho, 1999, p. 51)。
這兩段心理-精神以及身體的危機讓人想起那些在喪失之時以及之後產生的諸多反應，比如：殫精竭慮、冷漠、反胃、精神拷問、焦慮、不合羣，等等。來訪者經常會前來向梅諮詢一些緩解症狀的方法，而這些症狀正是他在危機期間曾經凝思過的。梅的自我探索成爲與來訪者分享的一個範例，那些來訪者被教化去尋求避免因愛或失去感受到傷痛。
每當描述這些經歷時，梅都明智地仔細記錄了他是如何沒有真誠地活着。梅用這種方式觀察到，他讓自己的身體反應來應對他的生活方式。關於自己的肺結核，他寫道，"我也看見了，我起初感染肺結核是由於我的絕望和失敗感"(Abzug, 1999, p. 61)。這段經歷，就像他在希臘罹患神經衰弱時一樣，讓梅有時間--停歇下來，尋求更深層的認知，確認他更有創造性地活着所需的勇氣。
當今社會，時間貌似成爲了一種稀缺的資源，人們被期望要有高效產出，悲傷的人們沒有被給予他們所需的時間和支援，去公正地看待死亡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因此，當來訪者不知爲何遭遇突發的強烈反應，也無法探索那些(時常伴隨悲傷的)痛苦的想法、感受和追求時，他們感到很吃驚。
在《存在心理學》一書中，梅的《受傷的醫治者》一文對他如何將治療師真誠投入來訪者的世界作爲治癒因素給予了更多的洞察(1995, p. 100)。正是治療師在自己人生中經受的創傷，讓其得以在來訪者自我探索的過程中陪伴他們。梅將這些受傷中可以獲得的益處描述爲慈悲(compassion)。在這篇文章中，他將亞伯拉罕·馬斯洛作爲"受傷的醫治者"的例字，並寫道"這個男人，這個有着許多地獄般經歷的男人--卻是將高峯體驗系統帶入心理學領域的人"(1995, p. 99)。
假如理解了梅在自己一生中負有的責任感--對患有精神分裂的姐姐、獨裁式的父母、他與肺結核的抗爭以及對於打破家中呈現出的教條思想的責任感，他自己的人生可以被看作是其"受傷的醫治者"觀點的另一個例子。
如同梅和馬斯洛一樣，把我引向了死亡學領域的"傷"，是我與自己人生中的生老病死以及悲傷最爲親密的接觸。亞比茨格(Abzug)寫道："一個人進入某個領域的入口，與這個人貢獻有很大的干係"(1999, p. 68)。我選擇成爲哀傷諮詢師以及教學者經過慎重的決定，它使我個人的哀傷經歷以及陪伴他人走過臨終階段變得有意義。我透過同情心與來訪者聯結在一起--在我哥哥去世和我自己的悲傷旅程開始的時候，我就學會了擁有這種同情心。
克爾凱郭爾和蒂利希
在療養院治療肺結核期間，梅閱讀了索倫·克爾凱郭爾(影響其思想的哲學家之一)的著作。悖論(Paradox)觀點深深地嵌入了梅的心理哲學觀，而克爾凱郭爾涉及悖論的許多哲學觀又是深嵌在人類困境中。梅和科克·施奈德寫道：
克爾凱郭爾的文章中充斥着諷刺和悖論，這並不意外。克爾凱郭爾認爲人類存在於許多層次中，其中一些層次互相對立，而另外一些則深不可測。我們的工作就是去證實我們存在的各個層面，而不是去簡化或者否認它們(May, 1995, p. 57)。
梅與克爾凱郭爾有關悖論的著作都成了我諮詢和教育實踐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教導專業人員處理哀傷，或者探究個體(或團體)的悲傷問題時，我經常用悖論這個詞去解釋，爲什麼悲傷會讓我們感覺如此不堪重負，儘管它是生命中再自然不過的一部分。
舉例來說，我會幫助團體成員從自身哀傷經歷裏面發現這些悖論性的禮物，比如：變得更加獨立或更有同情心，尋找新的看待世界或與之關聯的方式，以及(當先前支援其哀傷的系統不起作用時)尋求新的支撐體系。這其中的悖論即是他們從失去親近的人這一現實中獲得了這些技能和新的認知。當這些喪失和治癒發生時，來訪者也許會學着抓住這些事實的兩面性，作爲他們新的現實。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將對悖論在個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做出進一步探討。
如果說克爾凱郭爾在梅的悖論研究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那麼保羅·蒂利希則給了梅一直追尋的精神自我的理解可以談論的話語。在梅(1973)所著的關於這位朋友與導師的書中，他解釋道，當自己從歐洲回到祖國，置身於受自然科學影響深遠的美國心理界時，他發現心理學"既幼稚又簡陋，完全忽略了那些使生命變得豐富且有趣的內容"(p.2)。
在蒂利希的傳授中，梅不僅學會了如何談論"存在"(being)--這也是他一直心存感激於蒂利希的事情(Hannush, 1999, p.134)，而且也讓梅發現了一個交流羣體，他可以提出普遍且深奧的自己想得到答案的問題。梅寫道："他[蒂利希]似乎理所應當地認爲我們所有人--就像蘇格拉底說過的--時時刻刻都專注於理性、愛和死亡這些終極問題"(May, 1973, p. 5)。在蒂利希那裏，梅找到了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對於理解人類存在的深度有着極大的熱情。
與梅一樣，我也找到了一名導師--洛伊絲·帕爾默·格林(社工專業碩士)，她在死亡學領域深切關注那些對臨終和哀傷重要的事情。洛伊絲爲我提供了一個詢問那些重大問題的場所--關於死亡、來世等人生終極關懷的問題，以及即使在彌留之際是什麼給予一個人目標。洛伊絲對於任何有志於在病人臨終之際，或是在伴隨的充滿痛苦的哀傷旅程之中尋求意義的人，都抱有傳授教導的熱情。她終生都在親身實踐，直至2001年去世。
她把自己稱爲醫治者(healer)。洛伊絲與其來訪者在人生旅程中真誠相處的能力，以及對來訪者的親密、坦率且誠實，告訴我那是臨終者在他們最後的日子裏所渴求的。沒有多少諮詢師、牧師以及家庭成員可以像洛伊絲一樣，對待哀傷和臨終擁有在場和真誠的能力，她從不懼怕坦率地幫助臨終者追其所尋：理解、安慰以及關愛。我在她對待來訪者的精神和風範之中學到了一切我所能想象到的--關於如何陪伴每一位來訪者走過一段轉化性的人生境遇。
洛伊絲的人生體現了這篇論文中的兩個主題：受傷的治癒者和一個人在人生之中面對的悖論。洛伊絲在照顧臨終的母親之後成了一名護士，那時醫療界還不存在知情同意權的說法;沒有一個人告訴洛伊絲的母親--她將要死於癌症，因此洛伊絲一生都在努力確保其他人不再遭受相同的困擾。
母親的去世並不是促使洛伊絲成爲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治療師和護士的唯一創傷。她曾經兩度罹患乳腺癌，最終轉移到了她的肝臟和淋巴系統。洛伊絲經歷着一種悖論：一方面與自己疾病抗爭，一方面在她的癌症緩解時候幫助其他癌症患者。當她最終的預後時日不多時，洛伊絲開始培訓醫療人員、諮詢師、牧師以及志願者們，教導他們關注臨終者的需求。
隨着洛伊絲的大限臨近，我們認真地討論了這些貫穿她生活之中的悖論，她的一生爲這個世界提供了一個終極教學工具。我很幸運可以成爲她的學生、朋友以及知己。在她去世的前一週，我們實踐了彼此關係的最後一個悖論。她對我的最後遺言是：除了死亡之外，關於臨終她對我再無它可授了。我的選擇會從我們的關係中創造出一種意義--透過成爲一名她將我塑造而成的教師。我們都明白，正是透過她所承受的癌症之苦和我痛失兄弟的悲傷，將我們聯繫在一起。洛伊絲的去世所帶來的悲慟終將改變我的人生並且給予我從事臨終關懷的勇氣。
文學和哲學關懷
神話學的喪失
幾個世紀以來，神話學幫助人們理解何爲人性、人生的`陷阱、神祕體驗、黑暗面以及過渡儀式。神話學將一個社會中的人聯繫在一起，幫助他們理解所有人都在忍受的紛繁世界。神話使"混沌勢力……和秩序勢力……之間的巨大的鬥爭變得戲劇化"(May, 1995, p. 11)。
梅的擔憂在於，神話曾經的輝煌在這個後現代的世界中變得膚淺，它們幫助人們尋求和理解人生旅程的作用也隨之喪失。梅寫道："我們的神話不再擁有理解存在(existence)這一功能了，今天的人們喪失了生活的目標和方向，他們對自身的焦慮和過多的罪責感到不知所措(May, 1991, p. 16)。
我們的神話變得更像是諷刺漫畫，它們最多顯示出我們自身的異化以及對更深的理解方式的疏遠，而這種理解方式正是我們所處的機械的、醫學模式的世界所缺乏的。它們沒有給我們一瞥自己是誰的機會，更別說在每一個瞬間如何透過勇氣、堅韌和意志創造自我。在以前，神話會幫助我們正視悲劇和荒謬的境遇，而我們可以從中發現自我。生活在一個對許多人來說荒謬、脫節和糟糕的時代，我們在尋找任何可以讓生活變得有意義的事物。如今我們的流行文化並沒有多少智慧，可以讓我們深刻理解日常生活以及我們所受到的全球勢力的影響。
在哀傷輔導中浮現的一個問題是我稱作的哀傷儀式的缺失;我將此比作梅所形容的現代社會中神話學的消失。在這個後現代世界中，臨終和喪親領域內有幾次小規模的產生了新的認知和禮儀的變革。然而，自上個世紀之交以來，我們卻丟失了許多的臨終和哀傷的習俗，比如：在特定的時間內穿黑色衣服或佩戴黑色袖章，家庭成員在家宅內守護即將離世的親人或者爲臨終者打造一副棺材，以及將已故者安葬在家族領地內。
甚至當今城鎮的建設風格就是這些禮儀變化的證據。墓地曾經被建造在城鎮的綠化處，靠近社區的教堂。它們原是家庭或者社區聚集的中心，他們去墓地野餐、拍照，一起共度閒暇時光。
而今的墓地則成了紀念性園林，被迴避性地建在城鎮的邊緣，只在法定節假日纔去拜訪。臨終和哀傷被有意識地消除、隱藏在日常的生活之外。今天，許多社會羣體對於如何悼念或者面對臨終或哀傷的人時該做些什麼感到迷茫。即使是那些哀傷的人也不確定他們所做的是否正確，所以他們尋求支援，去搞清楚他們是不是真的在哀傷。
當一位來訪者走進心理諮詢室，他/她便在着手解構我們這個社會秉持的神話，目的是解除這個社會的約束，開始體會自己的感受，並允許自己的體驗顯露出來。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們纔可能會因生活中失去愛人的想法而感到恐懼，而嘗試透過學習以不同的方式處理與亡者的關係來尋求自由。
透過受苦以及悲傷的悖論創造我們的意義和神話
不管一個人與逝者的關係如何，也不管喪失是突然的還是有所預料，對於喪親者來說，他們在死亡之前所熟知的意義永久喪失了，由此帶來的機遇也難以瞥見。對我的來訪者來說，在他們的生活中創造新的意義不亞於英雄的壯舉，就如西西弗斯被懲戒每日將他的巨石推滾上山，卻不料每天結束的時候讓巨石又滾回山底(Camus, cited in Schneider & May, 1995, p. 72-74)。
自我們出生以來，我們就在經歷着各種喪失。我們生命裏的每一天都在喪失中度過，卻經常不承認那些就是喪失。然而，當失去愛人、父母、孩子或好友時，我們纔會明白已經失去了多少，自己又被帶走了多少。在《我對美的追求》一書中，梅寫道："只有當我們以某種形式面對死亡時，我們才能瞭解到生命是脆弱的，我們纔會去創造美。這與只有當我們面對死亡時才真正去愛的道理類似(Hannush 1999, p. 135)。
每一個我們失去的人，不管是他是離世還是別的狀況，都是我們重新創造自己人生的機會。當今的社會告訴我們，喪失是生命當中稀鬆平常的事情，我們應當學會處理這些事，並繼續埋頭到機械化的工作、通勤以及家庭生活中去：將亡者拋之腦後就如同它從來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樣。我們社會中的許多人不明白還有其他體驗喪失的選擇。
羅洛·梅深知對喪失與生活的其他選擇提供給我們的價值，只要我們能創造性地運用它們。他明白這個社會給了我們不去感受哀傷之焦慮的藉口說辭，而這種焦慮可能是"探究人生意義的入口"( Mishlove, 1988, p5)。
羅洛·梅的畢生事業爲哀傷領域的臨牀醫師留下了未開發的寶藏。他將焦慮作爲創造人生新意義的催化劑，這一工作有着巨大的潛在意義，有助於哀傷的來訪者瞭解：失去親友也許是一件消極的事情，但從中獲得的治癒並不會如此。
梅對於"受傷的治癒者"的切身理解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範本--以一種真誠和創造性的方式來利用自己的創傷，去過一種真誠的生活。他浩瀚的知識以及整合文學、藝術和神學中深刻含義的能力，以種種方式給予了只會用藥物掩蓋絕望和焦慮的當今社會另外的選擇。
梅向我們顯示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悖論：心理-精神和身體層面的危機(比如蒙受喪失)急切呼籲我們去審視自己的人生，並從我們經歷的深處尋求意義。梅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一個範本，適用於在哀傷領域給予哀傷者以希望，幫助他們照亮喪失之後的選擇之路。在《羅洛·梅之心》(The Heart of Rollo May)一文中，科克·施奈德總結了我們被給予的幫助我們在哀傷旅程中自我探索的兩種選擇。梅的畢生事業是一項饋贈，它可以幫助心理治療師陪伴哀傷的來訪者走過這段旅程，最終走向治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