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社會實踐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它幫助學生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如今中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在開展的過程中體現出諸多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隨着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粗放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並沒有得到根本轉變，許多環境問題日益凸現，農村生態環境令人擔憂，特別是村鎮環境“髒、亂、差”、飲用水源水質下降、畜禽養殖污染、農村面源污染以及工業企業和城市污染向農村加速轉移等問題突出，使農村環境質量進一步惡化，不僅威脅着農民羣衆的身體健康，而且制約了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鑑於此，我利用暑假時間參與了由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組織的大學生暑期農村生態環境調研社會實踐活動。
現將調查情況整理分析如下：
一、楊元村的環境現狀
(一) 楊元村概況
楊元村位於山東省聊城市東南80公里處，屬於市級貧困地區，現有人口約167人。楊元村是個正在發展中的綠色產品村，距離聊城市區約2.5個小時的車程，交通也很便捷。那裏空氣清新自然，農田一望無際，綠色大棚衆多。
進入該村就感覺到空氣清新，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該村的環境比較好，屬於非重度污染區。我個人認爲這是由於該村的經濟比較落後造成的。楊元村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村民的經濟來源以農作物蔬菜外買、外出務工收入爲主，以及第三產業等。但仍有一些污染現象存在。
(二)楊元村生態環境的基本情況
一、土壤污染日趨嚴重。在農村有些地方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土壤污染嚴重;另外，不可降解的農用地膜也使污染加重。
二、地表結構破壞嚴重。許多農村亂坎亂伐、無限度墾荒、放牧和礦產資源的無序開採，使地表結構、植被受到嚴重破壞，造成水土流失。
三、空氣、水污染問題。
四、生活垃圾的污染，尤其是城鎮近郊區垃圾污染尤爲嚴重。
(三)污染的主要原因
據相關調查表明，我國農村每年產生生活污水約80多億噸，生活垃圾約1.2億噸，大部分得不到有效處理，嚴重污染了農村地區居住環境，直接威脅着廣大農民羣衆的生存環境與身體健康。而近年來隨着我國現代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加之產業梯級轉移和農村生產力佈局調整的加速，造成城鎮工業廢水、生活污水和垃圾向農村地區轉移的趨勢進一步加劇，一些城郊地區已成爲城市生活垃圾及工業廢渣的堆放地，全國因固體廢棄物堆存而被佔用和毀損的農田面積已超過200萬畝。我國耕地總量佔世界的9%，灌溉用水、化肥和農藥的消費總量卻分別佔世界的14%、35%和20%。平均每公頃施肥量由上世紀50年代的4公斤增加到現在的400多公斤，一些省甚至超過600公斤，遠遠高於發達國家認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目前我國使用的農藥中70%是殺蟲劑，殺蟲劑中70%是有機磷農藥，有機磷農藥中70%是高毒高殘留品種。由於這些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殘留，造成農作物減產和農產品質量下降，對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構成威脅。據不完全調查，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佔耕地總面積的1/10以上。
當前我國農村飲用水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全國約有3.2億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其中1.9億人的飲用水有害物質含量超標，6300多萬人飲用高含氟水，3800多萬人飲用苦鹹水。飲水不安全導致一些農村地區疾病流行。據調查，我國一些沿江農村地區，由於受大量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因飲用水問題，一些農村地區出現了斑牙病、結石、面板病等疾病，有的還出現了“癌症高發村”。
由於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爲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羣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3億多人喝不上乾淨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於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對於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於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於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係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於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於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採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後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於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於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儘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着資金分散、重複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纔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於採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於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覈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徵地低價或無償、執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於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淨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於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採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爲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執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透過調查，我們瞭解到該村的生態環境有好的地方，同時也存在很多需改善的地方。而居民切身處在的生活環境確存在很多問題，這主要是居民與政府之間沒能協調好。對此提出以下建議：
居民方面，要繼續向政府反映自身的困境，同時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這同時還需制定和完善這方面的法律，有關部門要負責將其落到實處。
另一方面，當地居民雖然有一定的環保意識，但不夠強，這與當前的中國國情也有關，當前農村工廠大多生產的是低級勞動產品，居民的環境和自身保護意識也就不會很強，因而若工廠能儘量做強做大，實現一條龍服務，不盡效益能有很大提高，對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也是大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