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學家朱熹晚年患有足疾。一次，一位雲遊道士給他略施針術，足疾竟奇蹟般地好了。朱熹大喜，不僅多奉診金，還題詩相贈。
誰知沒兩天，朱熹的足疾又復發了，而且比以前還嚴重。於是朱熹派人四處尋找那道士。有人勸他別找了，朱熹說：“我一不是請他再來治病，二不是抓他治罪，只是想追回贈詩。不然，他會拿着我的詩到處招搖撞騙，貽誤病者，那樣的話，我不是爲虎作倀了嗎？”朱熹這種極端負責任的態度着實讓人感動。相比之下，現今生活中的一些人則顯得說話隨便得多。
以醫藥行業爲例，不少疑難雜症是世界難題，正規醫療部門對此都無可奈何，然而不少野醫遊醫卻打出包治頑症的招牌，還許諾倘不見效繼續免費治療。其實明眼人知道，包治頑症根本不可能，那麼爲什麼有人對此趨之若鶩呢？
原因有二。一是有病亂投醫的心態使然；二是各種誘惑的'結果。比如運用某種方法使某種頑疾暫時得到治療，但患者很可能因一時被迷惑而將“華佗再世，妙手回春”等錦旗贈與野醫。儘管後來發覺自己上了當，也無暇追回，而那些野醫就是靠此繼續大肆行騙。再比如形形色色的醫藥廣告中現身說法的患者，或是上當者或根本就是“托兒”。至於有的來信稱好者，可能就是靠有獎徵稿，讓個別貪圖蠅頭小利者言其神罷了。
的確，人之口與手的重要職能是用來說話寫字，可需要說明的是，一個人說出去的話，寫出去的字應當爲社會、爲他人負責任。應像朱熹那樣，以可能爲別人造成誤導感到不安，而不是信口開河，給那些金玉其外的騙術“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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