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當年讀大學，第一次捧讀《鐵屋中的吶喊》時的震動和愉悅，及至讀到他的《狐狸洞囈語》，始在語言的輕鬆機智和見解的獨到深刻背後瞭解到歐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學方式和爲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學術之外的親切。近來歐梵先生又有新著《我的哈佛歲月》面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我耳聞後忙找來一睹爲快，同時也在關注網上報端的書評;其間有兩則評論、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華讀書報》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學者的“二流”著述——評李歐梵的新著〈我的哈佛歲月〉》，其後半月餘，《新京報》“書評版”又登出了一則與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學者的“三流”著述——兼與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讀完《我的哈佛歲月》，我原本想寫點什麼，一時沒有下筆，正巧看到這兩篇評論，還是把自己的一點想法寫出來。
這兩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點繞，先要解釋一通。徐文題爲“一流學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關於“刺蝟型”學者和“狐狸型”學者的論述，坦言“我寧願相信，事實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學者”，同時他認爲“李先生的這本《我的哈佛歲月》，即使不用學術的眼光審視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題中的引號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隱隱體現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學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堅持稱《我的哈佛歲月》是“二流”學者的“三流”著述，其實是以退爲進的法子，說到底還是想讓人承認《我》是“一流”學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這個問題首先向徐文發難：李先生在書中明確地說過自己只是“二流學者，三流作家”，(書中歐梵先生說的是和“西方傳統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師級的尺度來衡量”，“有時自嘲”，以此自況，這其實是看似自謙實則自負的說法)，你非把他歸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對象來擡高自己”?進而以此猜測竟得出結論：“國內的批評界還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評家專門喜歡拿名人開刀，藉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評的對象不夠一流，也非要把他說成一流，否則自己的批評便會顯得缺乏分量”。看完這段話我大吃一驚，徐慈威的文章寫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處顯得尖酸)，我竟沒有看出包藏了這樣的禍心，忙按圖索驥地把徐文又讀了一遍，除了讀出諸如“由於李先生骨子裏是位學者，所以看似漫不經心的敘述，還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蘊含的或者說內斂的學術價值”等句子和爲文的坦率真誠外還是沒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虛驚了一場。其實舒先生的話也並不新鮮，是文壇上的故伎了，前幾年有個滬上文人就慣用此術，把一切批評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這種話的惡劣之處就在於以自己已獲得的話語權力而制止別人開口，幸而不是歐梵先生本人;我看到這類話一向有些憤懣不平，時至今日居然還有人發此舊論，讓人不免驚訝，不過聽來既頗爲耳熟，就不會如小兒女羞赧而退，還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兩大問題，剖辨清楚，許多問題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類問題在於往往把一個問題推向極端，或抓住一點不及其餘，這樣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導致謬誤，他再緊抓不放加以發揮，結果討論的其實不是一個問題;我無暇指出文中無數的邏輯漏洞，僅舉兩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認爲“以一個貨真價實的哈佛教授而與哈佛女孩的媽媽去比試，去打擂，起點就不高”，舒平先生則說出這樣一番話，“如果一個人總喜歡戴着有色眼鏡看人，喜歡將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問題了”，“哈佛女孩的媽媽怎麼了，人家能把女兒培養成才難道沒有資格將自己的經驗與衆人分享嗎?”前者提出的.問題是歐梵先生作爲在海外多年的學者、知識分子在書寫個人記憶時應該具有怎樣的精神高度，這種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論者認爲李先生不應以一個暢銷書作家——哈佛女孩的媽媽作爲參照(至於到底應不應該，下面會詳細討論)，後者並沒有在這個問題的本質上作出迴應或駁難，而是粗暴地給對方首先扣上“總喜歡戴着有色眼鏡看人”，“喜歡將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問題”的大帽子，然後是近似胡攪蠻纏的發揮，回頭一看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什麼時候前文中講哈佛女孩的媽媽不能寫書了呢?
另有一處，徐慈威舉“罄竹難書”一例稱《我的哈佛歲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製濫造。至少在大陸一般的用法中，歐梵先生確實把這個詞一連兩次用錯了。應該說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單純的遣字用詞，到了舒平的筆下，卻頗爲高調地稱“我輩喜愛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歡李先生那種隨意、瀟灑，揮灑自然，天馬行空的文風”，由“文字”到“文風”，舒先生偷換的概念可謂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認爲李歐梵水平粗製濫造(看官注意，這裏‘文字’又被置換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說一句公道話’，僅從徐先生的這篇文章來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稱‘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