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是本尼迪克特對日本人形象的提煉。本尼迪克特以“菊”與“刀”爲中心，透過等級制、養育、義理、人情等方面，完成了一本名叫《菊與刀》的鉅作，詳細介紹了各守本位而井井有序的日本社會，將日本複雜的國情清晰地剖析了個透徹。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書中所說，日本人“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服”，的確，日本人的身上充滿了矛盾，正如代表着他們的菊與刀。從意象上看，“菊”是指菊花，是一種可供觀賞的美學植物，象徵着日本皇室；“刀”是指武士刀，是一種具有實用攻擊性的武器，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徵。而這兩者，恰是日本百姓的普遍信仰。
但我認爲，菊與刀的涵義還可以延伸至更深層的東西：菊花嬌柔淡泊，映射的是日本人交往時的溫文爾雅與文質彬彬；武士刀堅硬銳利，代表的是日本人骨子裏的獨立創新和個性自我。一柔一剛，兩者彷彿太極陰陽調和般，充滿了哲學色彩，構成了獨一無二的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是個實力不容小覷，但卻難以捉摸的民族。因此本尼迪克特認爲，“想要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須弄清他們對秩序與等級制的信賴”。而毫無疑問，日本社會嚴密的社會等級，是從中國學習而得，經過自身改造後的成果。而支撐着這個龐大的結構運作的正是儒學的“孝道”與“氏族”。
先師孔子曾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實上這也是他所說的另一句名言的佐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種傳統的儒家爲政理念，爲古代社會等級制度奠定了一個穩固的思想根基。而中國本土龐大的宗族團體，則以血緣，將階級穩固地捆綁在了一起，爲等級制度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凝聚力。
約在公元六、七世紀，隨着中華文化圈在東亞範圍內的擴大，儒家世俗文化便從中國流向日本。但由於國情的不同，經過多個世界來的吸收與改造，日本最終將此內化爲了一種，更適合自身發展的等級制度。
首先是孝道，日本的孝道與中國截然不同，日本的孝道不會硬性要求他們面對整一個大家族，而只限定在能接觸到的最親密的親人之間。
因此，“氏族”就取代了宗族的維繫功能，應運而生。氏族是在日本神道的基礎上，以神社爲基礎的一種區域劃分的族羣。共同居住在這片區域的人們，或許血緣不同，但他們由於信奉同一個神明，因此都是這位神明大人的子孫。
雖然日本的社會等級固化程度較高，但由於橫向與縱向流動相對自由，因此民衆對此的接受程度高，經年累月，便被保留了下來。而在日後家庭對於孩子的`教育中，每一代的養育，便是一輪新的固化教導。不同的等級輩分，要以不同的禮儀以區別對待。
因此，每一個孩子都被從小教育着，要恪守本分，因此久而久之，這便成爲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公民默契了。而在《菊與刀》中，這也是接下來要論述的義理、人情等一切行爲的根基。由此可下定論，日本的等級制度，至今仍深深影響着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
以日企爲例，集團內部的等級，通常也是森嚴的等級產物。日企常用的管理手段，通常有“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與“論資排輩”等。其中終身僱傭，爲公司的絕大部分僱員，提供了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看，也維持了企業內部等級結構的相對穩定，極有利於企業的長久發展。而年功序列這種工資制度，則將員工的在職年齡與所獲報酬直接掛鉤，這一方面鼓勵了員工的忠誠度，同時也平衡了相同年齡等級的員工之間的橫向工薪差距。至於“論資排輩”，在企業內部形成了一個清晰的等級鏈條，則有利於技能的師徒傳承。
當然，這樣的舉措，也存在明顯的弊病。終身僱傭制捆綁了員工的自由，而且容易導致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下降。而年功序列則將年齡作爲衡量工資增加的標準，這忽略了職工的生產技能與業績等必要的考覈項目，不利於員工充分發揮創造力。論資排輩同理。
以小見大，日本社會同樣因爲等級制度，產生了不少的不利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便是由於階級固化，社會壓力增大，日本社會愈發朝“低慾望社會”發展，人口減少，老齡化程度加深，這已經愈發成爲了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關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日本的未來將何去何從，這可能還要經過有識之士們的一番努力。
總而言之，日本從一個彈丸之地發展至今日的資本主義強國，以等級制度爲首的文化助力絕對是功不可沒的。而大和民族也向世界展示了他們超強的學習能力，他們能將彼之“菊”，搬回到來，充分生存後，鍛造成自己的“刀”。且不論這刀的好壞，刀柄握在大和民族手中，他們自然冷暖自知。我們只是走馬觀花地透過一本文學作品，窺探到了他們的片像，但這刀確實他們高速發展，最上手的武器。
最後作爲結尾，我斗膽改一改本居宣長的一首詩：欲問大和魂，朝陽底下看《菊與刀》。雖然直白得缺少些許美感，卻是我此刻最真實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