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選集》，散文集。巴金著。楊川慶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事蹟參見《讀書破萬卷·<激流三部曲>(2374)》。
《巴金散文選集》爲”百花散文書系”叢書現代卷之分冊。共收入巴金1917年到1949年的61篇散文。
感動中國2003頒獎詞這樣評價巴金：
穿越一個世紀，見證滄桑百年，刻畫歷史鉅變，一個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裏行間燃燒的激情，點亮多少人靈魂的燈塔;他在人生中真誠地行走，叩響多少人心靈的大門。他貫穿於文字和生命中的熱情、憂患、良知，將在文學史冊中永遠閃耀着璀璨的光輝。
巴金把他的愛，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壓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內容。在巴金許多文論中，我們可以讀到他火一樣的文字：“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爲，熱烈地愛人民，幫助那需要愛的。”“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着春天，每顆心都得着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着自由。
真摯灼熱、暢達自然，是巴金散文的基本“風骨”，是巴金作爲作家的氣質與作品風格和美質的融合。這種“風骨”，正是巴金區別於其他現代散文諸大家的獨特個性，也是巴金一貫主張的“寫作同生活的一致”、“作文和人的一致”的生動體現。
“大江來從萬山中”——
作家的氣質和作品的風格、美質、自然受制於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在分析巴金散文的創作道路及其特點的同時，不聯繫巴金獨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發展變化，進行深入的探討，就散文談散文，那是難以切中肯綮和深入堂奧的。
巴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爭議的幾位文學巨擘之一。巴金研究及其爭論同他的創作道路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這自然主要是因爲巴金創作的成就和影響巨大，同時也與巴金前期複雜的思想信仰，以及特定時代左翼文壇某些激進的情緒有關。引起爭議的焦點，是巴金及其作品前期的基本思想是什麼?無政府主義?人道主義?民主主義?愛國主義?或是幾者兼而有之?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麼形成的?與散文創作有什麼複雜的關係?與很多大作家相似，巴金氣質、思想，以及作品風格、美質的形成和發展，其源頭廣闊而博雜，其過程曲折而漫長，人和文的關係既複雜而又清晰。
巴金1904年生於四川成都北門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巴金在成都老家生活了19年。他後來多次說過，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有“三位先生”“在生活態度上(不是知識上)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母親教給我‘愛’;轎伕老周教給我‘忠實’(公道);朋友吳教給我‘自己犧牲’”，“我的行爲始終受着這個影響的支配”(巴金：《我的幾個先生》)。但是封建家庭的專制、虛僞和殘酷，以及相互傾軋和腐化墮落，封建軍閥社會的黑暗和種種罪惡，又使少年巴金的內心產生了‘憎恨’的苗”。他由“愛”而懂得“恨”，是對專制制度叛逆性格的第一步，同時在感情上也溝通了少年巴金接受豐富複雜的“五四”新思潮的通道。這一時期的“愛”、“忠實公道”、爲理想而“自我犧牲”以及對虛僞、殘酷的封建專制的“恨”，構成了巴金第一階段思想基本的核心的內容，甚至可以說是以後巴金整個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基礎，無論今後幾十年中巴金思想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充實了多少內容，這最初的思想“種子”已深深地紮下了根。
如前所述，巴金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渠道錯綜、源流龐雜的，也有個從簡單到複雜，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也深深地打下了時代的烙印。成都老家的黑漆大門擋不住新時代潮流的衝擊，封建專制的舊禮教的高牆也禁錮不了少年巴金尋求光明和理想的思緒。漸長，少年巴金“興奮地讀着”從革命熱情高漲的北京、上海傳入四川的《新青年》、《少年中國》、《每週評論》、《新潮》等宣傳新文化的刊物，“那裏面的每個字都像火花一般點燃了我們的熱情。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我們”。他也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寫的和類似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和文章。如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節譯本)，廖抗夫的劇本《夜未央》，高德曼、劉師復等的文章，以及成都一羣激進的熱血青年出版的《半月》上的《適社的旨趣和組織大綱》、《宣言》等。他被那些“帶煽動性的筆調”“征服”了，於是“建設互助、博愛、平等、自由的世界”、“無組織的自由結合”、財產“屬於全體人民，人人各盡其所能，各取所需……”、勞工“是社會上的主人翁”、“舉行大運動”，“爲推翻那萬惡的政府和萬惡的資本階級”“奮鬥、犧牲、流血”、“上斷頭臺”種種的理想、精神、觀念、主張都魚龍混雜地涌入少年巴金的腦海中。但即使是在他參加成都一些青年人組織的“均社”團體，並自稱“安那其主義者”時，他只是零星地讀了一些宣傳包括無政府主義在內的多種思潮的文章。並沒有系統地研究和接受無政府主義理論，如1921年，年僅17歲的少年巴金在4 月份以“芾甘”的名字發表的第一篇短論《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和之後陸續發表的《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等幾篇短論，其內容幾乎都是對當時一些含有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愛國主義色彩和傾向的文章的介紹和複述，甚至有些語句都相似。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他主要編寫一些宣傳品式的短論和試寫一些小詩，以抒發他憎恨黑暗和專制，摯愛祖國和人民，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感情。
封建舊禮教對有熱情和有理想的年輕人的迫害、專制制度造成的黑暗、落後，紛至沓來的“五四”新思潮的啓蒙和引導，少年巴金的靈魂騷動不安，內心熱血沸騰。1923年，巴金終於衝出了成都老家禁錮的黑漆大門，到了上海、南京和北京，又於1927年初乘船到法國。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三個時期。青年巴金如飢似渴地閱讀各種刊物，埋頭閱讀和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盧梭的著作、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等。廣泛接觸思想激進的青年，積極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同時辦刊物，繼續寫《無政府主義的階級性》，《李大釗確是一個殉道者》等短論，編寫《斷頭臺上》等傳記，翻譯《俄羅斯的悲劇》、《麪包略取》等論文和著作。青年巴金稱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爲“精神上的母親”，同時也稱法國民主主義先驅盧梭爲“啓蒙老師”，相信盧梭的“人生來是平等的”等理論。與此同時，還有兩件事對他影響很大。一是兩個爲自己祖國尋求前進道路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薩珂和凡宰特被美國政府處以上電椅的酷刑;二是國內傳來“四·一二”國*黨政府對革命黨人的血腥鎮壓。兩次血的教訓更激起了青年巴金爲祖國的光明前途和人類的平等而“獻身”的熱情。在異國，青年巴金對“不幸的鄉土”的懷念和對“祖國的命運”的渴求，像烈火似的日夜在心頭燃燒。爲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青年巴金這一階段對無政府主義理論的閱讀和研究充滿了夢幻般的熱情，較前一時期廣泛、自覺、系統;同時，民主的、人道的、愛國的思想也更爲豐富、強烈和執著。創作上，這時期巴金主要寫短論和雜感，只在旅法途中寫了表現離國之痛和描寫旅途風光的散文《海行雜記》，抒發濃烈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
1928年底，青年巴金被強烈的愛國熱情驅使，同時又滿懷着自以爲找到的濟世良方，離法回國。雖然這時用“巴金”筆名第一次發表的中篇小說《滅亡》爲他在文壇贏得了不小的聲譽，他卻熱心於社會政治宣傳，在短短的兩年左右時間內翻譯、撰寫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和傳記，如《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下)、《俄羅斯十女傑》等，還編著了一本他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青年巴金自稱這本書爲“指示革命道路”的書。但由於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這時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深得一些志士仁人的歡迎，同時，又由於無政府主義理論本身的空想性和虛弱性，根本不能解決中國革命中的任何實際問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已失去了二十世紀初那種煽惑青年的鋒芒，在羣衆的革命風暴中多次碰壁，有的無政府主義信徒甚至站到了革命運動的對立面。青年巴金在鐵一樣的事實面前，感到彷徨、痛苦。“我慢慢發現無政府主義不能解決矛盾，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不滿足了，感到那是一條不切實際的路，但一時又找不到新的路。”(《巴金年譜》下冊)面對滿目瘡痍的社會、水深火熱的人民和危機重重的民族，青年巴金將自己內心的矛盾、憤怒、痛苦以及對真理+的探索、對光明的追求，這種種積鬱都傾吐於紙筆。赫爾岑說過：“凡是失去自由的人民，文學是唯一的講壇，可以從這個講壇上向公衆訴說自己的憤怒的吶喊和良心的呼聲。”巴金多次說他創作就是傾吐感情。在巴金思想發展到1928年至1936年這第四階段中，他對社會的政治宣傳由熱衷很快轉入懷疑、厭倦、淡漠，而文學創作的熱情卻空前高漲，尤其在1931年開筆寫長篇小說《家》之後，他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散文和小說創作。這些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短短的幾年中，就寫作和出版了《短筒》(一)、《生之懺悔》、《點滴》、《旅途隨筆》等四、五本集子。這些散文，以同情疾苦、憎恨黑暗、追求光明爲中心內容，比小說更直接、更熱烈、更明快地抒發了他內心憂鬱、痛苦、摯愛和執著的感情。
1937年抗戰爆發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發展到第五個階段時，巴金的社會政治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般說，這種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這種質變的明顯標誌是：從這一時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譯和編寫有關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著作和傳記、史話，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無政府主義理論和政治觀基本決裂了;同時，反封建專制、反侵略、反壓迫以及愛國愛民、追求光明、爲理想獻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觀和人生觀更爲強烈、更爲火熱、也更爲深厚和執著。促進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後期日本政府發動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慘無人道的虐殺，在民族危亡之際，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空泛無力，以及全民反帝愛國傳統精神的高揚，黨領導下的如火如荼的羣衆抗日運動和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都使進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徹底清醒和熱血沸騰。他參加文藝界抗日團體，在抗日宣言上簽名，大量創作以“發散熱情”、“宣泄悲憤”、“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使年輕人“看出黎明中國的希望”。這一時期散文創作更爲豐富，結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訊》、《旅途雜記》、《控訴》、《夢與醉》、《黑土》、《龍·虎·狗》、《廢園外》、《懷念》、《靜夜的悲劇》等。這些散文明顯的特色是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訴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敵愾的鬥志和堅定人民抗日必勝的信心;藝術上強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敘事、懷人、議論和抒情融爲一爐。這一時期巴金的散文創作已漸臻圓熟洗煉的境界。
從以上筒略勾勒，不難看出，如果我們用渠道錯綜而清晰，源流龐雜卻豐富來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發展的大致脈絡，以及與他散文創作的血肉聯繫，是比較準確的。
“我以我血薦軒轅”——
巴金說的“創作和生活的一致”，不僅是自己創作幾十年經驗的總結，也道出了創作與評論的一條真諦。這與古代文藝理論家劉勰講的“風趣剛柔，寧致其氣”、“事義深淺，未聞乖其學”、“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脈相承的。因文體、樣式各自長期形成的規定性，散文總是比小說更貼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覽了巴金前期思想的發展變化和散文創作歷程之後，不難發現，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質，就是自始至終地跳動着、燃燒着一顆愛國愛民、救國救民和反對封建專制、反對侵略戰爭，以及探索真理，尋求光明的火熱的心。
這顆火熱的燃燒的心不僅僅來源於幼年母親的“愛”的教育，也不僅僅是因爲耳聞目睹了封建家庭中專制對民主的扼殺、邪惡對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禍國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靈的侵略戰爭而燃燒得愈加灼熱。他的第一篇散文《可愛的人》寫得稚嫩而質樸，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顆仁愛善良的心。爾後巴金走南闖北，顛沛流離，與祖國和下層人民共同着命運。旅途中，警察掛在船頭的招牌“花捐徵收處”，“買賣人口”的勾當也使巴金十分憤怒。這種記敘真實的人和事，用作家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爲題材，以抒發作家愛國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見於巴金40年代前後在抗戰烽火中創作的遊記。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中，巴金輾轉於上海、廣州、桂林、昆明、柳州、貴陽、重慶、成都等城市。防空警報、飛機轟炸、戰火瓦礫，以及成千上萬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現這些慘不忍睹的生活畫面的同時，更譜寫了一曲“國民精神”的頌歌。他的這些散文不僅着眼於“振動人心”，而且更致力於“照亮人心”(斯達爾夫人：《論文學》)，巴金“把個人的情感溶化在爲着民族解放鬥爭的戰鬥者的情感裏”，他於是越發增強了戰鬥的力量，越發堅定了必勝的信心。他滿懷激情地寫道：
就在炸彈和機關槍的不斷的威脅中我還看到未來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這黎明的新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們在這抗戰中的巨大犧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廈的基石。……所有的人都爲了一個偉大的目標犧牲，這目標會把中國拯救的。(巴金：《烽火·卷頭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