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是家庭的希望，是社會的未來，而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孩子需要全面監護嗎?
出事那天和往常沒什麼兩樣。幾小時後，我要帶着兩個孩子坐兩個小時的飛機，他倆一個才一歲，一個四歲。正在打包行李，突然發現兒子的耳機壞了，我得趕緊去商店買個新的。
“我也去。”兒子說。
我們上了母親的車，把車停在了新蓋的幾乎空蕩蕩的商店旁。就在我開啟門的一刻，兒子說：“我不想進去。”
“怎麼又不去了?你不是說好要來的嗎?”
他點着屏幕上的小動物，把它們從一邊拖到另一邊：“我不想進去，我改主意了。”
我深吸一口氣，看了看手錶。緊接着的四五秒鐘裏，我做了一件有孩子後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做的事——無休無止地分析利害。我注意到當時是陰天，也就十度左右;停車場離商店前門很近，我能迅速跑進商店，抓起一副兒童耳機就出來。
接着我做了一件從未做過的事，我留下他一個人走了。我告訴他我馬上就會回來。我把車窗開了一道縫，用兒童鎖鎖好車門，開啟汽車警報器，然後留他一個人在車裏呆了大概五分鐘。
他沒有死，沒有被綁架，沒有受傷，也沒有被忘在那裏或是被劫車犯帶到別的州去。我回去的時候，他仍舊在開心地玩他的遊戲。
我們飛回了家。丈夫正在行李提取處等我們，臉色很難看。“給你母親打個電話。”他說。
我撥通電話，母親正在哭。她送走我們從機場回去時，發現家門口停着一輛警車。
有人報警，我收到了逮捕令
每一年，都有三四十名兒童因被單獨留在車內而死亡，大都在6歲以下。他們的死亡(通常是窒息而亡)是一個緩慢、痛苦、不可言說的悲劇。在有些案例中，兒童的死亡明顯是疏忽造成的，但更多時候是因爲日常安排的改變。比如，平常是爸爸負責白天接送孩子，但今天由媽媽來，結果把孩子落在車裏好幾個小時。
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我收到老家警局的一條語音資訊，說有路人發現我把孩子一個人留在車裏，用手機拍下了整個過程，然後報了警。等警察趕到時，我已經開車走了，等他們再追着車牌號查到我父母家裏時，我已經坐上了回家的飛機。聽到這條資訊把我嚇壞了。
我請了律師，讓他代我同警察交談，他向警察解釋說，我是一位善良又負責任的好母親，當時把孩子留在車裏只是一時的“判斷失誤”，還說撤訴的可能性應該很大。但是九個月後的一天，我的手機響了。另一個警察給我打電話，問我是不是基姆·布魯克斯女士，接着又問我知不知道有一張我的逮捕令。
意識裏最黑暗最焦慮的角落
我不斷分析自己當時的心態，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釋就是我被兒時記憶所麻痹，產生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我很多關於兒時的記憶，都是在停車場的汽車裏度過的無人看管的時光。我感到內疚羞愧，因爲貪圖一時方便，我讓險些害了孩子。我知道我不是一位糟糕的母親，但是我做了一件糟糕、危險的事。
但是同時，我不太清楚他們爲什麼給我扣上這樣的罪名。
“我不明白，”我對律師說。“教唆未成年犯罪?沒道理啊。這聽上去像是我給他買了瓶啤酒。”
律師解釋說，教唆未成年犯罪包括“致使未成年人處於需要幫助的情境”。所以，他舉例說，“如果你把他留在車裏，並且沒有回去，這時可能就需要有社工把他帶走，確保他的安全等等。”
“可是我回去了啊。沒過幾分鐘我就回去了。”
“灰色地帶。”他重複道。然後他又提醒我，在我的案子裏，不單是我把兒子留在了車裏，另外還有人看見我走了，站在那裏錄了下來，報了警，並且把錄像交給了警察。?
不管怎樣，一個警告深深地紮根在我的意識中：你不會想因此失去孩子。這個想法第一次從我意識裏最黑暗最焦慮的角落悄悄探出頭來。
孩子需要全面監護嗎?
我的父母覺得整個事情都有些被誇大了，即使那些從未有過如此痛苦經歷的朋友，也很難相信我惹了這麼大的麻煩。出乎我的意料的是，當我告訴人們所發生的一切後，最普遍的回覆都是“我有什麼資格來評判你”。有一個最最親密的朋友，告訴我：“你知道你需要和誰談談這事嗎?你需要和勒諾·斯科納茲(Lenore Skenazy)談談。”
斯科納茲曾是《紐約日報》和《紐約太陽報》的專欄作家。2008年，她決定讓9歲的兒子自己搭乘地鐵，併爲此寫了一個專欄，這令她一時間成爲全國焦點。專欄引起很大的爭議，憤慨和讚賞之言不斷涌來，這促使斯科納茲發起瞭解放孩子運動(Free Range Kids)，用她的話說，這場運動旨在“與認爲孩子時刻處於危險之中的觀點作鬥爭”。
我們聊了大概一小時，讓我最在意和驚訝的不是她的同情心，而是她表現出來的確定性，她說道，“那天你對你孩子做的最危險的事是開車載他出了門。每天大約有300名兒童在交通事故中受傷，大約兩名死亡。”她繼續說，“可問題是，你做的每個選擇都有相應的風險。比如說你帶着孩子進去，你倆可能都會被停車場裏一個瘋狂的司機撞到;商店裏可能突然有人開槍，射中了你的孩子。無論你做什麼都有風險。那爲什麼有的'選擇是非法的，而有的選擇就沒問題呢?”
接下來的談話中，斯科納茲總結說：“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轉變。如今的社會中，大多數人認爲不能讓孩子離開自己視線哪怕一秒。他們認爲孩子需要一直在父母的全面監護之下。這樣的轉變並非源於事實，也不源於任何現實變化。它是虛幻的，它源於我們心中莫名的恐懼。”
父母患上了文化焦慮症
到最後，一切都像我們期望的那樣。我的律師說服檢察官將案件延期審理，他同意如果我能在九個月內完成100小時的社區服務，並且參加親職教育，便不再追究責任。
事實上，在這幾個月的察看期中，唯一真正讓我煩惱的是這件事對我兒子的影響。出事期間，他對發生的事情隻字未提。我也假裝他沒意識到，我認爲最好還是不要提起這件事。但是，當然了，孩子是機敏的觀察者，不知何時，他弄明白了。
一天，我下車去給駕駛員窗戶邊的停車計時器投幣，他說，“不要，媽媽!不要!警察會來的。”還有一天上完游泳課後，他從浴室裏出來一時沒看到我，哭着說，“媽媽，我以爲會有人來偷走我。”
在事發後的三年裏，似乎越來越多人在討論全天候的“直升機式養育”的危機。我的同窗好友茱莉亞·菲耶羅(Julia Fierro)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養育中的焦慮問題，她認爲我們周邊充斥着“過多的資訊”，在這幾十年間，我們圍繞孩子患上了一種文化焦慮症。
似乎，我們對於孩子未來的控制一天少似一天。學校教育日趨衰落，中產階級逐漸消失，超級細菌越來越強，抗生素越來越弱，季節開始錯亂，上大學越來越難，槍支隨處可見，人們動不動發火、多疑成性，食物又往往帶來肥胖和疾病。
這其中任何一個我都不能控制，所以我就想牢牢控制住那些我認爲自己能夠控制的，但不論我多麼努力，還是不能阻止一些事情的發生：孩子會一病不起，會在車禍中喪生，會在游泳池裏溺水身亡，可能會在學校遭遇槍擊，可能會染上毒癮，還可能會輕生。我們唸叨着千萬別發生在我和我孩子的身上，因爲我們無法想象比這更糟的情況。
“我沒事”
我至今再也沒有在去商店時把孩子留在車裏，這樣就不用擔心孩子在停好的車子裏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了。我當然懂得要有一顆平常心，但我還是會擔心。
在我剛開始寫這篇文章時，我的兒子(現在7歲)發生了一個小意外。他和妹妹在客廳裏玩，他蒙着沙發上的毯子，在屋子裏亂竄着嚇唬妹妹,突然我聽到一個可怕的聲音，像是手提箱從樓梯上滾了下來。
丈夫和我趕忙跑過去，發現他躺在地上，毯子還在他身上，我心想：不要發生在我身上!不要發生在他身上!他坐了起來，身上有淤青，不停顫抖着，但是沒什麼大礙，反倒是驚慌失色的我們嚇到了他，他哭了起來。“我沒事吧?”一開始他問道，接着他堅定地說：“我沒事。”